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可交换美国真实资产

4月2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7次报告会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表示,中国应对全球危机的国际政策应是和美国合作,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交换美国的真实资产;内部经济政策目标要从增长率为主转为提高生活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为主,必须以创造长远就业,而非刺激短期消费为目标。以下为陈平演讲实录:

经济危机是反思各派经济学理论的好机会。一派认为市场本身是稳定的,经济波动都是外生的。另一派认为市场经济尤其金融本身是不稳定的,所以经济波动是内生的。我个人认为这次经济危机冲击均衡经济学外生波动理论,挑战五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弗里希的噪声驱动模型,弗里德曼的外生货币理论、大萧条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一阶差分滤波器,卢卡斯的反凯恩斯革命,布莱克-苏尔斯基于几何布朗运动的期权定价模型,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浮动汇率制能自动驱逐投机者,依据是假如出现了一个能赚钱的投机者,其他人就会模仿这个赢家,导致“大饼”越分越少、利润率趋零。其隐含的假设是:赢家模式可以完全复制,信息成本为零。这否定了市场运动的复杂性和学习的困难性。

弗里德曼货币外生论与哈耶克货币内生论的争论焦点在于:央行的货币发行能力是独立于经济体系（弗里德曼）还是受制于经济体系（海耶克）？目前利率已经降到零了,由于银行惜贷,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什么效果。由于美联储大发钞票,只会使美元贬值和通胀预期增加,长期利率反而会提高。认为大萧条可以用货币政策来避免是一个天方夜谭,没有理论依据。

卢卡斯发动反凯恩斯革命,认为大家有理性预期,失业是工人在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理性选择,所以根本不需要干预。然而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之大远非微观基础（工人,企业的行为）所能解释。根据大数原理,宏观涨落度与微观组元数N的平方根成反比,即微观竞争者越多则宏观涨落越小。我们观察到的真实消费和真实GDP波动只有千分之二,隐含的竞争者个数是50-80万人。相比之下,油价的波动达到5%,也就是说隐含的交易者大概只有400人。油价的波动根本不是需求关系造成的,而是金融机构操纵期货市场的结果。

我们的发现和创新是:经济波动的数据在时间上是高度关联的,经济波动的本质是内生的、非线性的;分析经济政策必须有历史观念,技术革命、金融创新一定带来内生不稳定性,要求正确的理论和适宜的政策;汇率波动不是随机游走或白噪声,而是美国经济周期驱动的大国汇率共振,日本、中国只有短期减弱汇率波动的干预能力,但是没有抵抗美国经济周期带动全球经济波动的实力;主要汇率相对美元的贬值/升值压力与美国经济周期的扩张/收缩密切相关,美国经济周期与互联网泡沫、房地产泡沫、美国发动的中东战争密切相关,但与贸易逆差、财政赤字无显著关联;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远大于真实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的预期受美国政策的心理影响远大于世界真实经济的变动。

我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国际金融市场不存在均衡汇率,只存在可持续汇率;中国目前的汇率可持续,美元难持续,日元、欧元抗风险的能力不如人民币,原因是日本、欧洲的经济下滑和老龄化显现比美国严重;各国维持汇率相对稳定的能力,取决于该国的政策目标和财政能力;德国、日本过去在美国压力下升值货币,但能够购买美国资产获得补偿,中国大批购买美国国债面临巨大美元贬值风险,西方国家以安全理由封杀中国购买西方资产的可能。

中国应对全球危机的国际政策应是和美国合作,条件是互不挑战对方核心利益;对等开放资本市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交换美国的真实资产（土地,矿山,技术,企业）;合作稳定主要货币间的汇率;进口中国货满足美国人基本需求。

中国制定内部经济政策时也需要认识到:中国以后难以维持8%的年增长率,可能维持5%以上的年增长率;经济发展的目标要从增长率为主转为提高生活质量和国际竞争力为主;经济政策必须以创造长远就业,而非刺激短期消费为目标,为此要大力推行工人和农民的在职教育和技术培训,打破国有大企业的行政垄断,扶助中小企业创新;推行福利政策会增加创业成本、增加失业;要建立研、产、贸一体化的,竞争性而非垄断性的经济联合体;要形成新的城乡对流（大学、医院、机关、老人下乡,农民进城）;要理顺各部门职能、培养实战型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