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通缩思潮缘何成主流

    在通缩思潮氛围下受认识教条主义与政策机会主义的影响大手松货币，不仅使美国经济遇重大挫折，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开放宏观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
　　上世纪末美国通缩思潮回归，主要表现为少数学者和评论者的意见，针对日本经济疲软与东亚危机形势而发。1998年通缩议论乍起，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教授坚持认为通胀是美国经济的长期危险，格林斯潘也表示一般价格下降“不是近期的主要危险”，主流观点并不担心美欧遭遇通缩现实风险。然而三五年后，边缘性通缩忧思快速蔓延，发展成主流思潮。
　　这件事值得插入略加申述。通缩悲观论助推2003年美联储进一步放松本已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万一发生通缩联储会不顾一切救市的承诺呼应，构成金融危机“完美风暴组合因素”的关键货币环境条件。回头看得清楚：美国宏调部门对中国等新兴国生产率追赶重视不够或误读偏判，在通缩思潮氛围下受认识教条主义与政策机会主义的影响大手松货币，不仅使美国经济遭遇重大挫折，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开放宏观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
　　2000年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GDP增长率从4.1%跌落到次年的1%。美国政府紧急救市：联储自2000年底开始一年内将基准利率从6.5%降到1.75%，2002年11月降到1.25%。布什政府又力推1.35万亿美元减税计划，并于2001年夏季在国会获准。随着刺激政策实施，美国GDP增长率2002年和2003年分别回升到1.8%和2.8%，CPI增长率从2001年2.8%回落到2002年的1.6%，但2003年回升到2.3%。
　　经济濒临衰退而且复苏乏力，使几年前美国边缘性的通缩忧思快速蔓延发展为主流思潮。2001年，包括《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布鲁金斯协会刊物等权威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聚焦“通缩幽灵”“通缩魔怪复活”等主题，分析“为什么我们应害怕通缩”，讨论如何“击败通缩”。
　　此后通缩悲观主义在大西洋两岸进一步发酵。如2002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预测随着GDP负缺口扩大，2004年夏季美国将与日本一样落入通缩状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02年秋季连续刊发评论：9月文章认为“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可能是通缩”；10月更以“通缩危险”为封面文章，强调与过去几十年通胀是发达国家经济“怪兽”不同，目前通缩“或已成为更为严重的威胁”。该文引用IMF和美联储的研究结果指出，“如果央行把通胀目标定在2%以下，通缩风险将引人注目地增长”。
　　IMF高调提示与宣扬通缩风险，是通缩思潮晋升主流的重要标志之一。2003年初，IMF研究部专家发表题为“如何应对流动性陷阱下的通缩：承诺不负责任”报告，对克鲁格曼教授1998年分析日本通缩时提出的“可信承诺不负责任”观点进行模型和技术阐述。论文主张政府可通过购买股票、外汇资产等超常手段，引导公众转变通缩预期以实现“承诺不负责任”目标。
　　2003年IMF跨部门研究组发表题为“通货紧缩：决定因素、风险和政策选择”报告，系统阐述IMF的官方观点。报告虽开宗明义区分两类通缩：一类是需求萎缩导致；另一类是供给面因素导致并伴随产出增长，但认为“通缩很少是良性的”，提出“很多国家发生通缩可能性相当高，并且发生概率在过去几年呈上升趋势”。
　　虽未发现全球普遍发生通缩的有力支持证据，报告仍认为“对很多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遭遇通缩脆弱性的风险明显上升”，强调实施强有力政策措施防范通缩的重要性。报告认为通缩危害大于通胀因而风险具有不对称性，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不应等到通缩出现才出手，而应在通胀率走低的环境下就应采取“事先防范甚或积极攻势行动”，包括不要把通胀压抑过低从而保留“缓冲区间”作为应对通缩的“保险”机制。
　　通缩发生后，名义利率零值边界限制会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IMF认为这时更需采取量化宽松性质的超常政策措施（additional unorthodox measures），包括由央行宣布长期零利率，购买长期国债，扩大接受银行贷款抵押品的种类范围，等等。可见，通缩观点在几年前美国学界讨论时多少具有异端性质，彼时则被IMF近乎全盘接受。
　　本世纪初，西方通缩思潮自有精巧的技术表达与复杂的思想源流，然而其两点政策含义简单鲜明：一是已面临通缩形势的经济体应毫不犹豫采用超常量化宽松政策治理；二是通胀速度下降（disinflational）到一定区间的经济体则应果断实施更为宽松的政策以防范通缩。接受通缩思潮逻辑，意味着2003年美国宏调政策或许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刺激剂量，这将对美联储主政者提出一道棘手难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