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访谈嘉宾：肖耿
肖耿：经纶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总监，香港大学名誉教授、汇丰银行独立董事，其曾任香港证监会研究部主管及主席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主任，在中国科技大学获得管理科学学士，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经济学硕士及博士。
财新特派香港记者 戴甜
上海自贸区细则出台在即，其中有关金融市场开放的措施引发广泛关注。
央行知情人士近期向财新记者透露，目前这方面的具体措施还没有决定，相关方案在研究之中。另一位央行人士表示，有关上海自贸区进行人民币业务的创新及可兑换试点，都是上海方面在直接草拟。
8月22日，商务部发布消息指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上海自贸区，试验区范围包括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
自贸区构想得到李克强总理的支持。9月9日，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谈到对外开放时，他提出，“我们将积极探索扩大开放的新办法，在上海设立自由贸易实验区就是一个重要的尝试。”
作为探索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上海自贸区将体现一系列制度创新。在上海市上报的方案中，区域内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资产方价格可以实行市场定价；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可在区内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先行先试。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总监、香港大学名誉教授、前香港证监会研究部主管肖耿9月出席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举办的“中国在望”新经济研究论坛期间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就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财新记者：对于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有哪些构想？
肖耿：上海自贸区从战略上讲非常重要。香港是国际一流的金融中心，但它因在中国南方也有一定局限性，跟中国经济联系有障碍。像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在上海新打造一个金融中心，从战略上可以，但需进一步研究的是，上海自贸区的金融业务属于离岸还是在岸。
如果是离岸的话，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它所有币种的交易将不再受到限制，也可以使全球与中国相关的资本市场在上海得到整合，中国企业有在香港、新加坡、伦敦、纽约上市的，很多企业也都有海外业务，中国的投资者和企业都想参与。所以，在上海创造一个真正的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目前来看有这个需要，也有这个可能。
在制度体系建立方面，我认为，上海自贸区可复制香港模式。香港的金融监管制度相对容易复制，但较难的是法院，将来在自贸区发生纠纷时，是以上海的法律为准，还是参照国际惯例建立一个崭新的平台，让国际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都放心呢？我认为上海自贸区内可以设立特别法庭，聘请国际上的法官，从条文到律师、法官都参照国际准则。
这样的好处是，当上海自贸区的离岸中心发展起来后，我们解决在岸和离岸的矛盾时就有了更多的信息，因为可以清楚看到两个市场是怎么运作的，现在国内监管机构还是很难看清海外的运作，这对我们下一步完全开放是个好基础。
如果目前自贸区是定位于服务整个中国，那么短期的挑战会比较大。香港作为离岸的金融中心，贸易政策完全开放，货币政策基本与美国一致，利率接近零，而中国的利率不能太低。
财新记者：中国的利率为什么不能太低？如何在逐步资本账户开放的同时防范这一风险？
肖耿：中国的资本存量少，所以国内资本回报率相对高，存在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基础设施等在内的资产重估的过程，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房价会涨，因为这些的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30年前房价太低了，当时人均GDP是300美元，现在是6000美元，美国是5万美元，我们现在要逐步走向5万美元，这期间的非贸易资产都会上涨，这并不是通货膨胀现象，而是中国的工资和房价与香港、美国的合拢趋同的过程。
如果资产处在价格重估，那么资金成本就不能太低，也就是利率和通胀都不能太低。现在虽然CPI数值很低，但老百姓的反映是物价都在涨。我们的最低工资每年增长15%，但是CPI只有2.5%到3%，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或者是数据统计有问题，或者就是观念有问题。CPI是国内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数据，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考虑货币政策的策略，从弗里德曼的注重货币供应数量转向注重货币供应价格。
价格分为两种，一种是基准价格，比如我们的存款利率、政府债券，有了这些无风险金融资产的基准价格，市场就会自动寻找风险溢价。而国内由政府制定的无风险金融产品价格水平有问题，存款利率太低，还有很多准政府债券利率也偏低，这导致很多廉价资金流入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没有反映市场对稀缺资本的合理基准价格。
全球市场资金价格都处于低位，但这是不正常的状态，我们不能以此作为惯例，应该重视发展自身的金融市场，让它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中国实体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处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所以我们既要进一步放宽资金的自由流动和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投机性的跨境资金流动。
合理正当的资金流动应予以放开，比如每个家庭可自由兑换的额度上限应予以放宽，现在每年5万美元的兑换上限太少了，很多家庭都有孩子要去外国读书，很多国外毕业的人也要回国工作，这和北京、上海的生活水平根本不成比例。
国内实体经济的回报高，资金成本就需要上调。有些人的看法是利率不能提太高，一是高利率容易吸引热钱进来，二是国企对于利率不敏感，提了也没用。我认为要让国企和地方政府没有投资冲动，就要让他们看到利率真的提上去的成本，预期才会改变，现在说没用只是说说而已，如果把利率上提5个百分点，才能约束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