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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罗奇:占领量化宽松

    美联储在沿用一项毫无效果且破坏稳定的战略——维持量化宽松政策,这意味着每月购买价值850亿美元的长期资产,从而使得美联储在国内外面临日益凶险的结局。

  迄今,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显而易见,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经常账户存在巨额赤字的发展中经济体,一旦该政策看似即将停止,这些国家也就首当其冲地受到压力。美联储在9月中旬的政策会议上最终退缩,上述国家的本币汇率和股票市场如释重负,闻风反弹。

  但美国国内有一个更隐蔽的问题正在酝酿。美联储将贷款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位,试图独辟蹊径引导美国经济实现复苏。美联储已将工作重点从信贷价格转向通过注入量化宽松政策所需的流动性,来影响信贷周期的数量。这种做法实际是将“财富效应”——主要通过提高股票和房屋价格来实现——作为其稳定政策的主要传动机制。

  这种方法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

  首先,从统计数据看,财富效应的效果并不明显。大多数研究表明,资产每升值1美元,其中只有约3美分-5美分最终会用于个人消费。因此,只有当资产市场产生巨额收益时,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但这也伴随产生新泡沫的风险。

  其次,只有在债务清偿最小化时,财富效应才会最大化。这为美联储实行零利率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但零利率政策显然对储户不利。

  第三,在于财富效应是富人的专利。美联储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毕竟,它每三年就会进行一次全面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SCF),详细评估了财富和资产负债状况对广大美国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最近一次SCF调查是在2010年,调查显示,美国前10%的富人家庭持有股票资产约26.75万美元,是其余90%人群的近16倍。10%收入最高的美国家庭中,持有股票的家庭比例为90.6%,高出另外90%美国家庭1倍。

  这意味着,10%最富有的美国家庭从美联储向高风险资产市场注入流动性的举措中获益最大。而且,尽管量化宽松政策在过去几年间令资产的价值显著增加,但这一财富增长对美国经济复苏的推动几乎无迹可寻。

  问题依然出在美国消费者身上。自2008年初至今的22个季度里,占美国GDP70%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仅为1.1%,为“二战”后消费需求最疲软的时期。这也是2008年后美国GDP和就业复苏疲弱的主因。

  身陷资产负债状况不佳的窘境,无数美国家庭仍念念不忘去杠杆化。尽管在美联储零利率政策的补贴之下,负债得到大幅削减,但目前美国债务存量仍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16%左右,大大高于1970年-1999年43%的均值。

  这凸显了量化宽松政策的另一内在矛盾:其传输效果有限,而需要解决的问题范围很广。财富效应使极少数极端富裕的美国人受益,而未能为大多数美国家庭提供实际的救济。资产负债问题、劳动力市场疲软以及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仍挥之不去,令无数美国家庭深受影响。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美国最精英阶层获得的这些好处会向下传导。眼下,美国实际消费增长徘徊在1%的低位,对于经济复苏和就业保障,大部分美国人的看法自然与那些痴迷财富效应者截然不同。美联储将失业率降到6.5%的目标是高尚的,但要想通过仅令富人受益的财富效应来实现这一目标,可谓纸上谈兵。

  人们在对这种不平等担忧之余,却忘记了各国央行在问题恶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没错,美联储9月决定不缩减量化宽松政策,最初令资产市场欣喜若狂。然而这种兴奋与美国普通民众无关。

  这正是问题所在。美联储自身的调查数据也凸显了财富集中在美国高收入家庭。量化宽松政策令那些最不需要政府救助的极少数富人受益,这样的经济复苏方法显然不具备广泛的基础,也无法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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