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度的黄金周，今年有不带任何悬念地变成“黄金粥”：所有地方都挤成了一锅粥。所有的景区都堆满了人，所有的高速都塞满了车，所有的商店都挤不进去，所有的餐馆都订不上座。
套用一句你懂我懂，大家懂的说法，今年十一国内的假期经济，又一次上演了一场“带有中国特色的假日经济期间的非典型性拥堵”。拥堵是个交通问题，是个社会问题，但同时也是个经济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于假日经济的重视和支持，是造成假日拥堵问题的根源。试问如果没有全国居民集中时间休假，集中时间出行，集中时间去景点，那么就不会有高速公路上没完没了的堵车，也不会有身体和精神崩溃的游客一起砸毁景区的活动。在海外，除非少数宗教或历史性节日，很多国家是特别回避集中休假的，为的就是要避免因此造成的集中拥堵。试想如果中国也实施和鼓励在时间上更加灵活的带薪休假制度，大家根据各自的需要错开休假时间，那么不是在第一时间就不会有这种超常的“非典型性”车流了。所以，正是为了达到推动假日经济目标的初衷，我们才有了假日“黄金粥”的困局。
那么既然年年“黄金粥“，为什么还要继续同样的政策呢？原因也很简单，是经济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和广大消费者的目标不尽相同。假日经济，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拉动旅游业、运输业、餐饮业的发展。一句话，是为了促发展，为了推动GDP增长。
但正是在这些看得见的收益的背后，隐藏着广大假日出行者，游客，消费者付出了‘看不见’但“伤不起”的堵车时间成本。据中国新华社，2013年国庆假期假日旅游统计报告显示，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4.28亿人次，创造门票收入16．6亿元，实现旅游收入2233亿元。但是，没有计入统计的是，如果按出行人数四亿，每人每天拥堵一个小时，最低工资每小时十元计算的话，黄金周七天，所有出行者支付的成本是4ｘ7ｘ1ｘ10＝280亿元人民币。当然，如果放松假设，假设每人每天拥堵2小时，每个人的平均工资50元每小时的话，所有出行者支付的成本就是惊人的4ｘ7ｘ2ｘ50＝2800亿元人民币，甚至超过了旅游收入的2233亿元。
必须指出，黄金周创造出来的GDP并非平白而来，而是以广大居民牺牲自己难得且宝贵的休假时间而创造出来的。更让人担心的是，黄金周集中休息安排背后的巨大机会成本：不少人因为十一长假的安排而失去了本来可以更加轻松，惬意的度假经历，甚至可能因为长假中的种种经历在长假后反而变得比休假前更疲惫了，完全没有达到休假，和休假后继续有效工作的初衷。
由此可见，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接受者之间目标函数和分担成本的不同，是导致“黄金粥“屡办屡堵，却有屡堵屡办的一个重要原因。
退一步说，高速公路的免费无疑是在表面上降低了大家的出行成本，是一项大家应该拍手称好的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其实直接增加了出行者的拥堵成本。伴随着拥堵这一负面公共品的超常规供应（车流过多），应该采用的方法是公共品（假日车流）提高价格（比如伦敦和新加坡实行的拥堵税），而非降低价格，甚至完全放弃价格对居民消费行为的调节作用（高速公路免费）。
从这种经济学的分析角度看来，高速公路免费这种看起来惠及百姓的做法，其实正是犯了经济学和政策制定中缺乏博弈性和均衡性思考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政策制定的初衷。而经济分析的意义恰在于，经济分析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在考虑任何一项政策的时候，能够超越政策的初衷，综合全面地考虑到政策变动后所带来的市场的理性反应。
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无论是厂商、居民家庭还是个人，都会对任何政策作出理性的反映和动态的调整（例如企业和地方政府对于光伏产业和某些基础设施项目的过度投资，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的屡禁不止，以及假日经济中的汹涌人流）。如果不考虑到这种个体层面理性可能导致的集体层面的非理性的加总，政策就有可能非但不能成功地达到政策制定者的最初目标，甚至导致和最初目标背到相驰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讲，广大的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其实也有一个演化和学习的过程。经过了一年又一年“黄金粥”的拥堵和沮丧之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选择在黄金周的时候到海外去度假，或者甚至选择利用黄金周的时间好好在家里“宅”一下，避开景区，高速，商场，餐厅里的人流。这其实和早期农民每年都不得不去猜测不同作物下一年的需求如何，来决定自己今年应该种植某种作物的理性预期和调整的想法如出一辙。
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做出上述的选择，景区和高速路上的客流和人流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分流，黄金周对GDP增长的推动作用就会逐渐下降。随着黄金周对GDP贡献的下降，政策制定者推动黄金周做法的动机也会逐渐减弱，直到完全放弃黄金周，代之以更为合理的全民“带薪休假”的制度
类似景区和高速公路在每年黄金周免费，而导致“黄金一锅粥”的这种个体理性集体荒唐、静态理性动态荒唐、眼下理性长期荒唐的政策，在人类经济和政策历史上不可谓不多。随着中国目前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和政府政策制定的理论性和科学性不断提高，笔者希望在今后类似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能充分考虑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相关性，能够考虑到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接收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微妙博弈，更多地利用经济分析的思路，来更好地解决中国下一步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