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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阁:以金融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危机常常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的,而每当危机发生,金融制度就会受到社会的普遍批判,金融产业就成为人人怪罪的对象。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时是这样,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时也是这样。因此每次危机发生,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就一次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以后,经济学界兴起了批判“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的浪潮。然而讨论的浪潮未退,亚洲各国经济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很快复苏,速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2008年以来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一直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海啸”般的巨大冲击,人们对现代金融制度的信心几乎崩溃。在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候,悲观的看法认为美国经济会从此一蹶不振,欧元体系也可能会分崩离析。

  时过五年,事实证明这些看法都过于悲观了。但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悲观的言论最容易摧毁人们的思想理性,从而主导社会舆论,甚至激起大众对于金融业的激愤情绪。正如格林斯潘最近所说:“在造成市场大幅波动方面,恐惧造成的效应至少是兴奋的三倍”。

  现在经过危机过后的冷静思考,不少人会承认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其实是相生相伴、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整体。金融并不是导致危机的唯一根源。事实上,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一个谁也不喜欢,但谁也躲避不了的人类学习过程,是社会为经济发展和制度完善必须支付的学费。尽管我们总是希望少付一点学费,但不能想象市场制度可以完全避开金融危机而逐渐成熟起来。

  金融植根于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一天也离不开金融。这是因为人类的实体经济是一个始终充满风险的合作过程。如果没有分散风险的途径和规避风险的工具,人类经济合作的范围就无法拓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就无法深入,从而规模效益就无法提高,比较优势就无法发挥,成本就无法持续下降,经济就不可能发展,科学技术就不可能进步。比如,如果没有股票市场提供流通性极高的退出通道,风险资本就不会介入高科技创业投资;没有大量风险资本涌泉般的浇灌,高科技的突飞猛进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金融活动每时每刻都在为社会创造价值。

  人们对传统金融服务的价值比较容易认识,对现代金融,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出现以后,其创造价值的作用就不是那么直观。金融产品包括期货、期权、调期等衍生工具的价值,是基于它们的风险规避功能之上的。在全世界成熟的期货市场上,实物交割量不到总交易量的5%,但这决不意味着95%以上的交易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没有那些愿冒风险的金融资本的参与,在高度放大的交易量中提供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那5%的实物生产和流通就会遇到很大的阻滞,承受很大的风险。

  当然,金融资产又是一种与心理预期和信息流通速度关系密切的资产。社会心理因素导致的金融泡沫经常会给实体经济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应该在制度上加以防止,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金融对实体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必须承认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制度经验是宝贵的,值得我们敬畏和学习。今后我们仍然要按国际上通行的游戏规则去进行金融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35年来,金融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最近10年,包括银、证、信、保在内的金融机构总资产从2002年的24.35万亿增长到2012年底的153.70万亿。为了提升金融产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新一届中央政府已表现出巨大的决心来推动金融改革。最近一个时期,金融改革已呈现出明显加速的迹象。我们看到,从央行7月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到存款保险制度日益浮出水面,再到大额可转让存单方案的探讨,利率市场化正在取得实质性突破;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将成为人民币可兑换的试验田;资产证券化和银行真实出表业务的推动,正在加速金融脱媒的进程;从资本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都在加快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并在积极探索改变目前各类市场割裂发展的现状;金融机构业务合作与创新也在不断深化,业务边界日渐消解。

  为了推动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切实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力度,今后一段时间里,金融改革和创新可能应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首先,放松管制、鼓励创新是金融改革的突破重点。

  本届政府多次强调要简政放权,要减少前置性审批,要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把企业的权力还给企业。目前,在金融领域除了利率、汇率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以外,在股票债券发行、机构设立、业务许可、金融产品等方面还存在着名目繁多的前置性、实质性的审批。这些程序复杂、周期过长的管制和审批,不仅阻碍了金融创新,而且成为产生“寻租”腐败的土壤和温床。今后的金融改革应该围绕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可兑换两条主线进行,放松行政性管制和审批,激发金融领域的创新活力。

  新近挂牌的上海自贸区承担着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行政精简化四项使命。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离岸业务、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内资外投和外资内投等在上海自贸区优先试点,彰显了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决心。按照“可复制、可推广”战略部署,上海自贸区的所有实验都对全国具有十分巨大的示范意义。

  其次,加强监管、严惩违规是金融改革的重要保证。

  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对现行的监管体制和监管能力提出了挑战。虽然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但随着理财市场的不断壮大,以及金融产品创新的不断深化,各金融机构间已经开始相互渗透,合作与竞争也日益广泛,金融混业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金融各业的资金现已相互打通,风险高度关联,容易导致风险在产品接头环节迅速积聚,引发市场系统性风险。

  当前我国的金融创新大致朝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突破现有制度和分业监管约束的制度套利性创新,二是以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推出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性创新,三是以资产证券化和非标融资为核心的融资方式和融资工具的创新。这三类创新很大程度上由于机构的趋利动机在市场上自发进行的,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令人担心的是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制度套利性创新步伐过快,已经超出了现实的监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助长了金融机构不正当的盈利模式。制度套利性创新的急剧膨胀,不仅突破了现有法规,冲击了现有的监管体系,也导致了我国金融市场结构极度畸形化,蕴藏着巨大风险。

  最近,各金融监管机构都在加强监管方面纷纷“亮剑”,对于金融改革和创新都是十分必要的。证监会负责人撰文指出:“要坚决查处欺诈发行、违法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老鼠仓行为等违法行为”。同时证监会严格查处了一批违规违法的机构和个人,对市场有着十分重大的警示和教育作用。这为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三,业务转型、机构整合是金融改革的必由之路。

  这几年,金融改革和科技进步深刻地改变了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各个金融机构由于战略眼光的高低和业务转型的快慢,市场出现明显分化。有的强的变得更强,有的弱的变得更弱,但是也有的机构市场排位一路上升,有的机构市场排位下滑不止。有的机构在技术人才准备不足、内部风险控制存在漏洞的情况下,匆匆开展创新业务,导致重大事故。所以,业务转型的成败决定金融机构的兴衰存亡。

  长期以来,中国的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主要依赖于牌照管理和价格保护下的垄断收益,导致金融机构普遍创新动力不足。但在金融同业合作和竞争中,业务牌照壁垒将会逐步弱化,而规模与渠道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市场化程度对金融机构的竞争力起到更大的决定作用。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一方面要保持并培养自身在专业领域内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要基于自身优势参与金融价值链同业合作,在金融风险合理定价和分摊的基础上发挥协同效应。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金融机构的分化整合,从以“监管套利”为核心向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金融创新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第四,顺应潮流,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扩大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进入新时代,人类都将在“网络化”环境下生存。面对新变化、新挑战、新机遇,金融机构应当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拥抱互联网金融。可以肯定,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进步,互联网金融将会以超过人们预料的速度颠覆传统金融服务的理念和模式,也会以超过人们预料的速度侵占传统金融服务的市场份额。大变在即,何去何从?我们要么顺应潮流,奋起直追,要么消极观望,坐以待毙,此外别无选择。

  作者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本文为李剑阁在第十届国际金融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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