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李力行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农民承包地和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和转让试点，是改革的重大突破；而有人认为，“允许农民变卖土地会导致农民流离失所”，这是错误的判断。
近日，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一个论坛上，李力行如此判断。他说：“社会保障是政府的责任，土地是农民的财产权，这两个并不等同。农民的社会保障，应该由政府提供制度安排，而不应该被推给土地”。
不能把社会保障推给土地
他在解读《决定》关于土地问题的表述时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这较之十七届三中全会，有重大进步；围绕“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决定》首次开放了农民承包地抵押、担保和“农房财产权”抵押、担保和转让试点。
李力行指出，在经济学中，产权是一束权利，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转让权，以及由转让权派生出来的抵押和担保权。中国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包括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还有宅基地使用权，其他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住房所有权以及集体资产的股权。
“改革三十多年来，农村改革重在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的界定，但在转让权方面的改革进展并不顺利，更不用说由转让派生的抵押权和担保权。此次《决定》明确放开了承包地的抵押、担保和农房的抵押和转让，是重大突破。”李力行说。
但是，一些人认为，土地是农民生计的最后保障，应该随着家庭和村组人口的变动有所调整，每隔数年再分配给新增人口。因此，应禁止土地转让和抵押，否则就会形成农村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流离失所。
李力行反驳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不允许流转的土地只能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只有流转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才能提供高水平的财保障。若因强调土地的保障功能而限制流转，就限制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李力行强调：“社会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土地是农民的财产权，这两个权利并不冲突，也不相互排斥。农民作为中国公民，有权获得社会保障，不能把这种社会保障权利推给农民的土地，从而推卸政府责任。”
承包地、宅基地抵押亟待制度配套
李力行强调，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抵押和转让，首先要“清晰确权”。所谓产权清晰就是要在实测的基础上确权到户。
但是，现有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记录，往往与实际地块的面积和位置不相符。中国政府应尽快建立土地统一登记系统，及时更新；应常设农村产权登记机构，办理确权登记业务，把提供财产权利登记保障作为基本的政府公共服务，不能靠一次运动解决农民财产权利问题。
其次，要彻底打破政社合一的农村治理体制。目前农村治理主要靠乡镇党委和村级党支部委员等。作为自治组织的村委会，虽是民选，但决策往往受到上级影响，或变成村党支部的执行机构，难以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他指出，目前，村庄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农村承包地的分配和宅基地的批复主要受到这两个机构的控制。这意味着，农民财产权的分配，需由行政体系决定，农民的财产有可能被剥夺，民主权利缺乏保障，也难以避免其寻租行为。
因此，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很重要的是尽快改善乡村的民主治理，打破高度政经合一的农村治理体制，让村民委员会真正成为农民的自治组织，同时强化对村级党支部委员会的监督和制约。
再者，还要经由村民自治确立集体经济组织的边界，明确谁有权成为集体经济的成员，并在某一时点上固定，让农民的财产权利得到固化，改变目前农村“增人增地、调整频繁”的局面，实现土地“生不增，死不减”。这一过程除了完善法律，还要经由村民自治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