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还如同一杯白开水，让各界人士觉得不够解渴的话，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可谓显著超出了市场预期，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自然是最吸引眼球的事情。而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财税体系改革与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纪委的垂直化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可谓是决定中最重要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相比之下，三中全会决定的金融部分，可谓不温不火，既没出市场预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
决定的金融改革部分在第十二条，处于第三节“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范围内，共三段，其关键词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以下笔者将按照重要性由高至低的顺序，剖析一下决定金融部分可能蕴含的重要信息。
首先，决定提出要“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把对内开放放在对外开放之前，是非常正确的排序。决定指出，“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这样做的重要前提，则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以上表态意味着，民营银行已经呼之欲出。有关部门对建立民营银行的限制会显著放松，各地可能涌现出一批民营银行试点，而未来从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到民营银行的通道可能被打通。当然，作为民营银行能够发展壮大的前提，全国范围内的存款保险公司有望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出台相关细节，每个家庭的前50万元人民币的存款有望获得足额保障。此外，金融机构内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引入优胜劣汰机制，通过引入金融机构退出机制来降低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对市场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其次，“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笔者对这句话至少有以下三项解读：第一，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已经比较满意，也即央行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干预短期内难有实质性改革，但同时中央政府认为利率市场化还有待加快推进，这意味着存款利率市场化有望在中长期存款与大额定期可转让存单领域率先推进；第二，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这一提法是之前没有的，这意味着未来财政部可能加大国债的发行力度，而国债可能最终替代央票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第三，未来财政部可能会致力于发行不同期限的国债产品，从而有利于形成平滑的收益率曲线。
再次，“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四句话涉及未来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与节奏。考虑到之前国内有关部门与学界之间曾就是否应加快资本账户开放进行过激烈争论，这次决定的提法似乎是兼顾了双方的意见。一方面，提到要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加快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有序”提高可兑换程度，并表示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三中全会后央行是否会根据市场预期，出台一个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间表，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比价确定的是，即使“完全”开放了资本账户，中国央行也会保留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监控与监理的权限。
第四，“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将股票发行制度有审批制改为注册制，这意味着要把对拟上市公司的资质审核由证监会转移到证券交易所。这当然是全球股票市场的大势所趋。然而由此也产生了两大疑问，一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证监会是否会轻易发起对目标公司能否上市进行审批的权利，二是证券交易所是否具备足够的人力资本储备来承担更繁重的审核与聆讯责任。
第五，“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这句模棱两可的话，使得读者难以对改革的方向进行预测。所谓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究竟是指要把政策性金融机构改成非政策性金融机构呢？还是要把目前已经变得不那么政策性的金融机构，重新改为标准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例如，行走在商业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上的国家开发银行，宣称自己实施的是“开发性金融”。那么，国开行的未来究竟是演变为一家纯粹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呢，还是会逆转为一家纯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抑或是继续走这条“中间道路”？
简言之，在笔者看来，与本次决定的其他更具突破性的内容相比，金融改革部分相对温和。这背后有两重可能性。可能性之一是中央政府对目前的金融改革进展与节奏基本满意，觉得维持现有的速度即可，因此没有刻意提太多的新方案；可能性之二是进一步的金融改革面临着激烈的争论与博弈，在中央高层尚未形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不会有突破性的金融措施出台。当然，第一种可能性反映的前景更为光明，而第二种可能性反映的前景相对黯淡。对未来的金融改革，我们只能走着瞧。正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
张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副研究员。
发表于《彭博商业周刊》，2013年11月21日，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