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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三中全会与金融改革

中国实施或加强管制的成本已经非常高,要严格管制其实已经不可能。政府能够选择的只能是如何开放的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要实现可持续增长,中国必须告别过去的增长方式。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与经济风险的恶化的原因相同,两者都是依赖GDP和政府控制大量经济资源。这一模式在曾经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风险。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曾用了大约10年的时间消化了过去政策的一些后遗症,我们很难想象,中国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

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第一类是技术性变化,如互联网对现有的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性冲击,还有新能源、页岩气等也会对未来经济模式、制造业、服务业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第二类是市场性变化,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使得中国面临的是劳动力短缺。另一种市场变化是,出口需求不如过去强劲,尤其是本轮金融危机之后;第三类是政策性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我最关注的是金融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改革、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资本项目的开放会彻底改变过去传统的金融市场版图、改变金融资产价格和市场结构。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从规模上看已经非常庞大。

从改革初期的单一银行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了相当完整的金融体系,中央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乡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一系列的货币与资产市场。当前银行总资产占GDP的120%。与此同时,当局还大力推进了一系列金融市场与改革开放。金融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对支持中国经济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

不过总体看,中国金融改革还明显滞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麦金农的理论,中国金融抑制的现象是既普遍又严重,包括对利率的管制、对资金配置的干预、对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变动和对跨国资本流动的限制。中国现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很大程度还是用传统的行政手段,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利率手段或流动性手段。

过去金融改革是长于建立金融体系框架,发展金融规模,短板是我们没有真正开放市场,没有真正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比如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虽然都已公开上市,但它们的治理结构还没有与国际金融机构达到同样水平。

当前的情况是经济发展趋缓,金融改革迫在眉睫,这其中可能面临两大问题。

第一是去杠杆化。现在我们很多流动性都是通过银行借贷出去的,成为了社会融资,变成社会高负债。任何一个国家,当信贷高速扩张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最后都会经历痛苦的调整。央行目前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副行长胡晓炼前不久表示,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高负债、高杠杆率的问题。把杠杆拉下来,意味着我们以后流动性的约束要更强,对企业而言可能面临资金成本上升。

第二是金融开放。开放主要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制度改革、国有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

中国实施或加强管制的成本已经非常高,要严格管制其实已经不可能。政府能够选择的也许是如何开放的问题。资本项目开放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所有管制,事实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资本项目都是“基本开放”的。

三中全会后金融改革将被提上日程。国内的企业能感受到三方面变化:一是流动性的约束越来越紧;二是资金成本可能会回升;三是融资结构发生变化。未来中小银行、资本市场与目前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都会改变过去的融资方式。

《中国企业家》 文/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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