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成功实际上符合了200年前亚当·斯密所阐述的经济学原理。而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建设包容性制度不断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来得以解决。
12月22日，在财新传媒与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共同举办的“2013财新清水湾论坛”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得主许小年提出了上述看法。
许小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离不开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理论。亚当·斯密、罗纳德·科斯和阿龙·阿西莫格鲁在制度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
许小年称，根据亚当·斯密所提出，市场之所以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其有效性来自于信息传递的高效和激励作用的发挥两个方面。就信息传递的高效来说，市场通过价格信号传达了市场供给和需求信息，并进行集结，两者间的量差最后就决定了价格走向，引导企业与个人据此判断出市场需求之处，解决了现代经济中的协调、分工协作的问题。对激励作用的发挥来说，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在作出决策的同时就最大化了社会福利，相比于以刻意地设计、刻意地规划来促进社会福利，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提升社会的利益。当然，市场的解决方案并不是最为完美的，但是是所能够发现的方案中最好的。“所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是极为误导的概念，罗纳德·科斯对此已经有过非常出色的评价。”许小年提出。
亚当·斯密也是第一个给出了市场经济中政府边界的经济学家。根据亚当·斯密所提，政府的职责第一是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这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市场交易，即产权的交换如果离开了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就会变成抢劫、掠夺。政府的第二个职责是提供包括国防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就是由私人部门提供而不能盈利的产品和服务。“政府之所以要承担这两个职责，并不在于它必须做，而在于有可能比私人机构做得更有效。”
在许小年看来，中国既往经济增长的源泉，正是古典经济学应用的结果。一是在信息的传递方面更有效地协调了全社会的分工与合作。二是用企业家、工人和农民代替政府官员作为市场主体，他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所产生的强大激励驱动着创新和勤奋工作，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繁荣也带来了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政府开始指手划脚，越来越深地介入到经济中。“从这点来看，那种认为以强势政府为特点的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的认识实际上是因果倒置。不是强势政府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带来强势政府。”
罗纳德·科斯是许小年特别强调的第二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第一次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根据科斯的学说，如果不能建立支持市场经济运行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和思想观念，就会发生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降低市场效率，甚至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低于政府配置资源。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就不能实现预期的资源配置的效果。这是包括苏东国家在内的转型国家兴起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以及信誉和信用缺失的原因。“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但不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
所以，在许小年看来，中国在转型和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碰到贫富差距拉大、食品安全问题迭出和环境污染恶化等问题，都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寻找解决方案。那种期望以更为强大的有形之手来维持治安秩序、创造就业机会、抑制寻租腐败、缓解社会矛盾等等的社会心理是对罗纳德·科斯的误读，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误读。“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提高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够靠强势政府来解决，只能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那么，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来支持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许小年认为，这可以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阿龙·阿西莫格鲁提出的“包容性制度”寻找答案。“包容性制度”，是和市场经济、社会公平相协调的制度体系，即要包纳社会的全体成员，保护普遍的个人权利，要为广大的民众提供平等的机会、平等的市场进入、平等的资源占有、平等的政治参与。“这样的一种制度才能够和市场经济相配套，才能够保证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
阿龙·阿西莫格鲁在其《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提出，和包容性制度相对立的是榨取型制度，即不是由广大的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占有资源、平等的进入市场、平等的政治参与，而是由精英集团拥有政治和经济社会的特权，以特权来设计和规划，安排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两种不同的制度体系通俗来讲就是包容性制度强调的是民权，而榨取型制度强调的是公权。”
许小年认为，阿龙·阿西莫格鲁有创造性的见解是强调民权与公权的齐头并进，而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公权太弱，经济也不能发展；公权太强，同样有可能伤害经济的发展。比如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公权太弱，没有办法保持秩序、保护产权，长期地陷入部族的纷争与战争，无法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另一方面，如果公权力太强大，同样会给一个民族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弗朗西斯•福山《政治制度的起源》也传达了同样的观点。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政府过强侵犯私人产权将民族引上了危险的道路，民间却没有力量加以约束，更谈不上制止。
所以，民权和公权实际上是要同时推进。只有公权的强大而没有民权的坚挺，公权就失去了制约，民间的经济就失去了活力。相反，如果只有个人的权利，而虚弱的政府不能够保证国内的秩序和法律体系的运转，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样也没有希望。
“总之，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离不开经济学的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存在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但不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经济规律本身都是一样的。用特色否定经济学规律、否定供给和需求的规律，否定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实际上是在为主观任意性寻找理论依据。照此发展下去，不仅中国人获诺贝尔奖遥遥无期，更重要的是会耽误中国的改革大业 。”许小年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