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宏调系列之四十八
金融危机成因包含宏观政策的诱惑作用及其背后隐含的深刻历史根源
全球化“新三国”模式意义非凡，然而也蕴含深刻矛盾。突出问题是主导国美国新世纪初外部失衡空前加剧，构成全球化的巨大风险。数据显示，美国货物贸易与经常账户逆差在2000年4547亿美元和4174亿美元历史峰值基础上，2006年分别跃升到8383亿美元和7881亿美元，占GDP比重从4.6%和4.3%上升到6.4%和6.0%。
直接原因是财政赤字飙升与居民储蓄率下降。受互联网繁荣所赐，2000年美国录得罕见财政盈余，然而2004年已转为4127亿美元赤字，2006年和2007年仍有2500亿美元和1600多亿美元赤字。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初20.8%降到2007年底16.5%。
一国寅吃卯粮意味着外债增加：美国外债总额从2003年中的6.6万亿增长到2007年底13.4万亿美元，四年半竟翻一番。
美国透支需其他国家提供储蓄，由此凸显“新三国演义”的金融层面内涵。资源国提供大量储蓄。新世纪最初十年大宗商品涨价因素，使资源出口国获得约10万亿美元额外收入，“地底下资源储蓄”变成海量“地面上资产储蓄”，这当中相当部分用各种方式借给美欧发达经济体。
中国等东亚经济体也没少“做贡献”。2000年-2010年全球外汇储备从2万亿美元增长到9.6万亿美元，中国大陆增量约占全球增量的35.7%，大中华经济圈占增量42%，东亚经济体占比过半。
美国晚近失衡加剧的真实意义，在“二战”后经济史背景下呈现得更为清晰。“二战”兵燹后原先列强经济都成废墟，美国硕果仅存经济实力独大，1943年-1944年贸易盈余与投资收益占GDP比例高达5%-6%。其时世界大部分黄金储备已尽入美国囊中，美国企业国外投资机会有限，国际收支平衡规律要求通过外部援助对冲贸易盈余表现出来。
美国国际收支账户数据显示，1943年-1944年经常项中“单方面转移”高达130亿-140亿美元，GDP占比达5%-6%。大规模外援为“二战”盟国胜利提供重要资源保障，也构成建立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时，确立美元上挂黄金本位、下兑各国货币这样类似“天子”独尊地位的前提条件。
战后初年实施马歇尔计划和道奇计划，美国尚能维持绝对优势。然而随后西欧、日本复苏发展，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增长远超美国，逐步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根基。数据显示，1950年-1970年间德国与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是美国同一指标的2.1倍与4.5倍，出口增速分别是4.0倍和15倍，GDP增速分别是2.8倍和6.2倍。
1959年美国传统巨额贸易顺差急降至接近零值，引发美国朝野战后第一次国际收支危机大讨论。美元“天子”地位不保的命运已不可逆转。据估算，美国1945年-1960年间净流出美元约160亿美元，用35美元1盎司黄金官价折算可购4.6亿盎司黄金，相当于美国黄金储备峰值7亿盎司的六成多。1961年-1970年又净流出484亿美元，按官价是美国黄金储量高峰时价值的两倍！美国早就无力兑现最初承诺，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在1971年8月关闭黄金窗口。
20世纪最后30年，除80年代后半期短暂例外，美国外部逆差总体呈扩大趋势。不过90年代情况有所不同。在美国率先发动IT产业技术革命的环境下，私人投资和消费繁荣推动经常项逆差扩大，受美国较好投资机会吸引，大量外资流入为逆差融资。同时美国财政阶段性好转，世纪之交罕见出现财政盈余。这类逆差被认为具有经济合理性与可持续性。
但好景不长。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客观上需接受较低经济增速以调减外部逆差。然而小布什政府大手实施财政与货币双宽松政策，导致外部失衡屡创新高。虽然危机前美国政学两界对此心存狐疑，然而主流意见认为，美国拥有超强金融优势，华尔街是世界金融中心，外资流入本质上合理，经常项逆差不足为虑。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放手让金融系统变魔法式地创造出次贷、次债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工具，接纳外国储蓄流入美国。危机爆发后，美国精英认识到错在早先低估系统性风险，政治家则争先恐后地诅咒业内人士赌徒式贪婪。这些批评都有道理，然而也别忘了开放宏观政策的诱惑作用及其背后隐含的深刻历史根源。
美国国际收支结构折射战后全球经济格局沧海桑田般的历史变迁，然而新世纪失衡特点仍不同凡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何能成为美国最大融资国，从而彻底颠覆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除了汇率与要素扭曲，中国还要做什么，才能成为改变全球格局的能动力量？美国自利性政策如何为新兴国提供机遇？且待后文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