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城镇化，总觉得是农民进城。这个当然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城市间的人口的流动规模也是相当相当大的。北京没有户籍的人口与有户籍的人口是一样多的，不要把这部分人给忘记了。城镇化在中国，其实是城市人口分布的一个重新调整，是人口打乱了，重新集中到某些地方，集中到少数地方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间流动的人口和农村流动到城市的人口遇到的问题诸如户籍、教育、养老、医疗等等，是一致的。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户籍问题。
我觉得能不能解决，还要看中央的决心，是否能够上升到法律层面。既然确定了“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就应该有具体的规定。比如说，小城镇可以落户，相应的法律就规定，采取注册制度，我只要能够提供稳定的居所、稳定的工作，就可以注册，以后户籍管理就变成了一个注册制度，就像我们现在申请暂住证一样。如果是中等城市需要连续居住满三年，那就出台这个规定，全国统一，变成法律，必须执行。如果不执行，可以拿这个法律告到法院。
现在，人口流入省有很多抱怨，比如说警力配置是按照户籍人口配的，财政留成不够、学校资源不够、交通资源不够等等。我觉得可以做微调：警力就按照常住人口计算。要说财政留成比例不够，我觉得是个借口，是不成立的。因为在沿海地区，学校的数量是在下降的，在发达地区，教育资源是过剩的。但是要地方政府赞同这个政策，还是应该给点好处，是不是允许地方政府教育附加费可以提高一些。还有，中央政府下拨一个9年义务教育的经费，专门列支一项，按照收入水平，各个省都补贴一些。富裕的省少补一点，贫困地区多补一点。
在城镇化实现的过程中，我觉得就地城镇化是不可取的，是完全违反人口流动规律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家都愿意到沿海省份，你非得让大家就地转移，这是办不到的。人口的流动，一定要符合市场规律。如果把就地城镇化作为一个模式全国推广，会出现问题。比如江西的一个小镇，为了就地城镇化，赶紧建房子，然后你想搬走，你想迁户口，当地不同意，不给迁，最后城镇化搞不成。
中国的城镇化是具有独特性的，很难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纽约，是5个县结合起来形成了的巨型城市。各个县资源地联合起来，形成大纽约市，来选市长。这里面有市场的成分，也有一个公民社会的问题，是带有自治性质的。
我们国家的体制，显然是不允许这样的，跨行政区是极其艰难的。比如曹妃甸是挨着天津滨海新区的，曹妃甸属于唐山，当时唐山对它的规划是1900平方公里，结果现在建了100多平方公里，而且发展非常艰难。
好的模式应该是曹妃甸和滨海新区联合起来，曹妃甸的港口远远优于滨海新区，深水不冻港，几十万吨的轮船可以进去，而且不用挖淤泥。天津港年年得挖，成本非常高。现在搞得天津港和曹妃甸互相打价格战，最后大家都吃亏。
以省为单位，就会各自为政，最典型就是中三角。中三角明显得跨省协调。武汉是龙头老大，下面是长沙，长沙那一带已经形成城市群，而且发展势头相当好；长株潭工业技术相当好。这些区域之间怎么协调？跨区域协作应该怎么办？
所以对于城镇化进行规划是很有必要的。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来，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当然是对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由着市场来做。城市的建设，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有一部分应该是需要政府来规划的。
城市规划中，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地方政府就是市场的一个玩家之一，县政府、区政府、乡政府和镇政府，他们手上资源非常多，调动的资源又很多，在市场中起主导作用。有这些大玩家，市场就很难完备。
这种情况下，由中央制定一个城镇化的规划非常有必要。应该先确定城镇化区域，哪些区域值得发展，哪些区域不值得发展，而且要确立区域内部大中小城市结合的原则。城镇化的模式，一定是区域城市化。既然城市规划还是要拿到发改委、住建部去批，就可以设定原则，只批准选定的优先发展区域，其他地方要搞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则不批。
城镇化最理想的效果，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中三角能够集中全国40%~50%的人口。如果达到这个程度，全国的环境就会大大改善，边远的地方，像贵州，会变得山清水秀。北京的人口也会减少，大家不用再为缺水、交通拥堵而担心。
（本文刊于《国际先驱导报》，由记者王秀琼、张陆煜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