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之配置，究竟何难之有？回答这个问题，怕要从资源配置讲起。那是个外来词——“resource allocation”——自亚当·斯密以来，就成为经济学关注的两大主题之一 (另一个主题是收入分配)。在古典时代，两大主题切切相关，资源是怎样配置的，收入也就怎样被分配了，前者从生产过程着眼，后者看产出的结果到哪里去了。
资源配置所以值得讲究，根本的一点，在于资源总有多种用途。既然资源的用途不止于一，选择很重要。以土地为例，可栽树、可种庄稼、可修路、也可盖房，人们究竟选哪样？定了大类，还要细分：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栽树呢，苗木、乔木、果树，个个不同。进而还要选量，盖房子占地，占多少才算合适呢？
这就把“配置”提上了日程。对一个经济而言，分别拿多少土地来栽树、种庄稼、修路盖房，就是土地资源的配置问题。这里有人的行为的含义，不是纯粹的自然天成——像地球围着太阳转那样的现象，一般不说是配置之果。当然人们配置资源，也在大自然中发生。阿英的《盐乡杂信》里有一句描写，“沿着护城河一路看去，有山有水，有树有田，还有那古朴的农民，庞大的耕牛，有君子风的鹅鸭，以及不系的轻舟，很适合的配置在风景里面”——说的是人工的资源配置，总镶嵌在不受人配置的自然之中。
回到经济问题。资源配置有什么难以处理的麻烦呢？我的认识，像一切人的行为一样，作为主动选择的资源配置，虽大可天马行空，但归根到底要受多重制约。第一制约是自然。非要在干旱的山地种水稻，不是不可以，只是那“配置”劳民伤财就是了。至于毁林炼钢、围湖造田，大自然日后还会给以报复性的惩罚。技术约束也很硬，横竖没有金刚钻，谁也揽不了瓷器活。由此衍生出一个道理：技术变化了，“资源”的定义也变化。早先英国的习惯法，划土地所有权很慷慨，说哪块地是你的，下达地心、上至天庭都是你的。可是石油技术诞生后，土地的地下部分就要另议。有了飞机之后，空中之权也要再议——原来不算资源的，现在变得炙手可热！
更现实的制约是成本。一幅田地在同一时节，用来种豆，就不能种瓜。这是说，配置种豆，就要放弃种瓜——同时也放弃一切其他配置——的收益。此“放弃的收益”，就是种豆的“成本”。不少书上说这是机会成本，没错。只是所有成本都是机会成本——有选择、有机会、有放弃，那就一定有成本。这样看，资源配置要受成本制约，任何一种配置都要放弃某些收益。成本太高，得不偿失，非经济配置也。
最大的麻烦，在于技术和成本都不断在变。想想沙子原来是多么地不值钱，因为太多，更因为没什么效用。但是“硅”的技术发展起来之后，“硅谷”令人肃然起敬。身处技术进步加速的当下时代，究竟何是资源，何不是资源，瞬间多变。从QQ到微信，开始不过大家觉得“好玩”而已，岂料“玩家”多了，本身就是市场资源，今年春节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遥看国内抢红包爆棚，微信成了金融资源。资源的定义说变就变，配置能容易吗？
成本变化更难拿捏。决定种豆就得放弃种瓜，这原理简单。但问题是豆与瓜的相对价格会起变化，也就是我们配置土地的机会成本会起变化。做决定的时刻，根据的是过去的信息，顶多加上预期或预测，但期望种豆涨价、结果事与愿违的，在现实世界里可是多了去啦。配置一幅田地，很想遵循经济准则，也追求收益高、成本低，无奈相对价格变化莫测，种下了豆子发现错了，难道中途要把豆子苗都拔掉吗？
这些年的城镇化发展，急剧改变了土地的相对价格。那是夸张的变动。1987年我国首次土地拍卖的资料，本专栏用过的，那是紧靠深圳水库的一幅住宅用地，总面积8588平方米，70年的使用权，成交价为525万元。折下来，每亩不过人民币40.7万元。现在那个位置的住宅用地，每亩要多少钱？全国主要城市平均看，到了2000-2010年间，住宅用地的地价还涨了5.3倍。
就是说，全中国凡靠近城市的所有农业活动，包括种菜、种瓜、种粮、种树，机会成本平均来说一律急升！注意了，不是农药、化肥、人工这些直接的生产成本上升，而是土地配置给农业的机会成本上升，因为这些土地继续农用，就必须放弃“种房子”的高收益。这些年土地问题越闹越大，以经济分析看，“祸首”不是别人，正是城市用地的相对价格夸张地上升。
成本约束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和想法要不要跟着变呢？一个教训是顶着来、对着干，明明住宅用地的市价急升，偏偏严控住宅用地的供给，结果越调控，房价越高，拉动地价也升高。后来顶不住了，才有胡存智部长的放话——房价涨，就增加住宅用地的供应。这个大算盘打对了，需求涨，增加供给在逻辑上可平抑之。
问题是对一个拥有600多个城市的大国而言，“房价”究竟何指？是京城的、上海的、深圳的、广州的，还是所有城市平均的？那么多个城市，“宏观上”只好看平均值。这才是真正的麻烦所在。因为中国各城市的房价，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幅度差别甚大，有时甚至连变化的方向都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把调控供求的权力集中到北京，让主管部门看平均数决定政策，那只能搞得个满拧。
城市之间的房价变化为什么不一致？追下去，影响因素又是无数。这里只讲一条，人口流动和集聚的去向不同。现在城市级的常住人口变化很容易查。2000年那一次是第五次人口普查，2010年是第六次。我看到亚洲开发银行委托加拿大一家咨询公司做的加总，那十年之间，全国共有913个“地方政府单位”（LGU，指省以下的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共减少了4,526万人口；同期，又有1407个地方政府单位共增加了1.28亿人口（Edward Leman，2013 ）。
再粗略一点，那十年间中国全部增加的人口，有65％发生在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29％发生在5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只有4％发生5-25万人口的小城市。若看京津沪的人口增长，十年在37%-40％，而同期全国城镇人口，平均只增加了5.8％。
画下的图形令人印象深刻。同样级别的城市，有的人口增加迅猛，有的平平，有的居然锐减。都说中国很讲行政级别，可是轮到人口流动与集聚，人们到哪里谋生，到哪里落脚，在哪里常住，反而不大买行政等级的账。可是行政权力的配置，连同政府掌控的资源配置权力，却还是照着级别来。结果人口大量涌去之地，“承受能力”遭遇挑战。同时，诸多人口流失的地方，行政级别固然还在，但街上看得到的需求可就不行啰。这两类城市的房价，能是一回事吗？“平均”处理，那就把两头的状况都歪曲了。
说到底，“人往哪里去”和“人在哪里住”，都是深不可测的问题。事关资源配置，麻烦更大。最近几年，每到一地，我总把当地的规划找来看看。印象之中，能把城市人口规划做准的，好像一个也没有。上海的专业水平应该是全国靠前的，2005年报国务院的城市规划人口，到2020年为1600万。但实际上，去年年底上海的人口就过2300万。要知道人口是城市规划的基础，通常先规划好人口，再按大城市每人占地100平方米的标准配城市土地。现在实际人口鼓出了一个超级大包，你让人家到哪里去找承载力？
相反的例子也遇到过。沪宁线上一个地级市，2000-2010年间总人口只增加7％，但城市规划雄心勃勃，几十个重大项目工地和新城计划同时开花。为什么不集中起来一块块地搞呢？贵州一个县城，城区面积要一下子扩10倍，可本地劳力差不多都跑了。那位县书记很能干，我等从旁看来，要是把他配置到浙江义乌为官，资源配置的效率一定大大提高。
把上面提到的加起来，自然、技术、成本、相对价格、人口流动与集聚、静态和动态，还有无数来不及提到、但也影响资源配置的因素都考虑进来，我们不难知道，“资源配置”究竟何难之有——难就难在要处理的信息无数。这样来研究资源配置，我以为合适的问题不是“怎样正确配置资源”——那几乎是怎样也做不好的。合适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出了错怎么办？前提是注定要出错，随时会出错，所以体制上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确保配置决策不出错，而是一旦出错，如何确保纠错的代价比较小。
选这个角度，容易理解把全国土地配置的权力集中到北京的部委，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没有胜算的机会。不是说集中权力断然没有优点，有优点的，但要以“做对事情”为前提。资源配置包括土地配置，如此日常的、平凡的、涉及相关事项无数的、因此信息成本非常高昂的事务，集权不出错的可能性等于零。
作为容易出错的事务，分权才有优势。分权决定资源配置，出错比较小，纠错比较容易。我们下周再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