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掀起了一场关于增长、就业和收入不平等性的讨论。这不足为奇：对那些期待危机后复苏速度较快的人来说，事情越是没有变化，就越会变化。
金融系统几乎崩溃后不久，随着资产负债表受损的严重程度，以及去杠杆化对内需的冲击逐渐显现，赞成相对常规周期性复苏的共识逐渐失去市场。即使在去杠杆化如火如荼的今天，其对增长和就业的积极作用仍令人失望。在美国，GDP增长率仍大大低于潜在增长率，欧洲更是处于负增长之中。
就业仍萎靡不振，并拖累GDP增长。在大部分发达经济体中，可贸易部门对就业增长的贡献极为有限。2008年以前，这一问题被内需解决了，具体做法是不可贸易部门（政府、医疗、建筑和零售业）雇用了大量劳动力。
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利趋势在危机前便已出现，并在危机后继续发展。在美国，GDP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大部分集中到收入分布的高端人群。危机前，资产价格高企产生的财富效应，缓解了消费的下行压力，正如2008年以来的低利率和量化宽松带来了资产价格大涨，然而鉴于经济疲软，此轮资产价格大涨恐怕无法持久。
财富的日渐集中和教育质量的严重失衡，正在降低代际经济流动性，这反过来又威胁到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尽管其中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但历史上，不平等性和政治两极分化具有高度相关性，这也是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增长战略倚重包容性的原因之一。
技术进步和全球经济可贸易部门就业模式的转变，是加剧不平等性的重要因素。这两大因素打破了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均衡，过多的教育和技能被投资于过时的增长模式。
发达国家的停滞并非不可避免。首先，预期正在或已经脱离现实。去杠杆化、结构性再平衡，以及通过投资弥补有形和无形资产缺口的效果需要时间来充分显现。同时，在转型过程中，首当其冲的群体（失业者和年轻人）需要支持，转型的成本应由我们当中的幸运儿来承担。否则，重建包容性增长模式就缺乏公信力，而这会影响作出艰难但重要决定的能力。
其次，从消费拉动型转向投资拉动型增长十分关键，且应从公共部门开始。这一方式远远优于依赖杠杆、低利率和推高资产价格，来将内需推升至自然复苏水平之上的做法。
第三，在美国这样灵活的经济体，转向外需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迁正在发生。能源成本较低、新技术有利于再本土化，以及实际有效汇率下降，导致出口快速增长。最终，这些结构性变化将抵消消费占收入比重下降的影响，除非内需的不适当增长缩短了这一过程。
第四，所有经济体都必须适应结构性变化以支撑增长，而在改变有缺陷的增长模式方面，灵活性变得更重要，因为它影响复苏速度。
最后，使人们就新增长模式和成功实施该模式所需要的负担共担机制达成共识，需要领导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稳定无增长均衡，然后转变成更积极的均衡。这一转变并非自动发生，据我所知，有效领导是这一转变的催化剂。
再平衡与缩小实际和潜在增长之间的差距这一过程到底有多长，将取决于政策选择和结构性调整的速度。比如，在南欧这一过程会比较长，因为这些国家的复苏要素缺失较多；但几乎在所有国家，光是认识到这些挑战都存在很长时间，更不要说应对这些挑战了。
当然，决定长期潜在增长的技术和人口因素在较长时期会起起伏伏。不管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是否进入了长期持续的下降，都无法影响这些因素。但对许多经济体来说，当务之急是重建能实现潜在增长、能快速复原的包容性增长模式。
作者迈克尔·斯宾塞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