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是，要让高投资成为好投资，需解决体制选择这个重大前提性问题
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景气增长伴随投资高涨，投资率从早先的35%左右上升到40%上下。一国经济追赶阶段投资增速较高本属符合规律现象，然而中国高投资伴随宏观经济偏热，一些领域政府主导投资流弊明显，大国投资发力加剧环保压力，如何看待高投资成为宏观分析争论的焦点。
高投资受到各种质疑。流行观点把投资驱动看作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与问题，甚至认为高投资是“自掘坟墓”。
这类批评在具体场合经常针对中国转型背景下政府过多干预，有时意在强调环保、金融、准入体制不完善背景下高投资伴随扭曲，这些都有合理性。不过有时也会发展为过于简单认定高投资注定是坏投资，主张转向依靠扩大消费的增长模式。
国外一些专家机构评论中国经济特别热衷于这类消费增长模式。如美国著名投行专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多年孜孜不倦呼吁“中国应把经济增长的侧重点转向消费”，宣扬“消费型中国方能持续发展”。最近他在新著《失衡：美中相互依赖》中宣布：“现在是美中两国互换身份的时候了：美国应该将重点从消费转向制造，中国则正相反。”
另一流行观点从产能过剩的角度质疑高投资。
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因而没有产能过剩问题，世纪之交产能过剩作为解释当时通货紧缩的一种观点应运而生。新时期产能过剩命题虽为产业政策宏调化提供分析支持，然而宏调抑制投资的主要对象部门经历了好几倍增长，彰显这一分析范式在学理逻辑与经验事实层面的困难。
从更广阔视角观察，针对高投资现象会得到与流行观点不同的结论。首先应看到，高增长经济必然要求高投资，有能力利用自身高储蓄推动高投资，是中国经济能够较快追赶并逐步收敛的关键条件。对此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应自废武功。
道理很简单：一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程度提升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资本存量与社会生产函数其他结构变量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低。新增投资在补偿资本折旧外扩大资本存量，是一个社会维持最低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经济追赶则要求更高投资增速。
近现代经济学说史上名家大师，无不高度重视高投资的作用。
古典经济学家从斯密到穆勒普遍认同资本积累对扩大生产和增加国家财富的积极作用，这一观点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如马歇尔、熊彼特所传承。现代增长理论早期作者如哈罗德、刘易斯、罗斯托等，肯定大规模投资对现代经济转型意义。囿于技术度量特殊方法，“索罗模型”对投资比较保留，随后新增长理论通过资本、知识溢出效应等假说，在更高水平上重回强调投资对长期增长贡献的理论立场。
国际比较经验显示，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国家呈现投资率峰值上升趋势。
英国最先工业化时期投资率峰值约为12%-20%，美国工业革命时升到28%。战后追赶国投资率峰值进一步提升：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达35%左右，韩国上世纪90年代初曾达38%。越是晚近时代，全球化拓展深化使信息、技术转移越发便利，后进国家追赶期潜在供给与投资率峰值动态提升。中国近年高投资现象主要是这个规律的表现。
当然不是说投资率越高越好。相反，战后最初几十年很多发展中国家选用计划体制和政府主导模式实施赶超战略，虽在一段时期内依靠政府强制动员社会储蓄实现高投资，最终遭遇微观绩效低下与宏观失衡而无法持续，不得不通过改革开放另谋出路。
教训是，要让高投资成为好投资，需解决体制选择这个重大前提性问题。
由于体制转型尚未完成，中国新时期高投资也存在多方面问题，表现为土地、汇率等要素价格扭曲刺激投资过度冲动，政府过多干预造成扭曲。
与货币和总需求过度扩张相联系，投资也面临阶段性总量过热问题。另外大国高投资加剧排放压力，对我们提出增长与环保之间“鱼与熊掌”的取舍难题。
结论是对高投资要讲两句话。首先要看到“高增长-快追赶”与“高储蓄-高投资”符合经济规律。简单否定高投资，片面追求消费主导增长，在学理上需要商榷，现实也行不通。
同时要高度重视高投资折射的体制性与机制性扭曲因素，反思产能过剩分析范式与产业政策宏调化派生的行政管制投资模式。借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东风，在深化改革、搞对价格、扩大准入、减少管制基础上，转向让市场决定均衡投资新体制。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