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是经济学家眼中的完美典范。在生产可贸易商品的诸多行业，从高精尖到大规模制造业，日本相比北大西洋经济体明显具有竞争优势。
当时，最靠谱的预测似乎是机械化、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化将一一到来。政治和经济压力将引导更多日本行业向机械密集型高生产率组织模式转变，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已经经历了这一转变。
这一预测认为，日本的高储蓄率和低人口增长率，将使该国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可能获得整体经济优势，在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生产率方面也获得显著优势。此外，日本的邻国拥有大规模低工资工人储备，使该国能实现地区劳动分工，在充分利用本国收入高、教育层次高劳动力的同时，将低技能、低工资、低生产率的岗位外包给亚洲大陆国家。
由于日本的资本密集度、工业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了北大西洋地区，全球经济中回报最高的活动（高科技行业的研发、高端消费时尚、高端金融和公司控制等）将日益向东京湾集中。日本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因而不大可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经济大国。但日本将弥合其人均GDP比美国低30％的这一差距。当时的观点是，到2015年，日本人均GDP将比美国高10％。
但这些情况没有发生。日本如今的经济规模，比20世纪80年代末的预测值小了40％，日本当时的人均GDP成为该国的最高纪录。日本总体经济相对生产率水平也从80年代末开始下降，历经20多年的低迷期，农业、分销和其他服务部门的升级压力一扫而空。
日本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仍保持了优势，但并未大量吸引其他高端活动。相反，自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高个人储蓄率并未成为供给面优势的来源，反而成为需求面劣势的原因，为对外投资和政府债务提供了融资，而没有推动能提升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国内投资热潮。
如今，日本不是穷国，但其经济结构和繁荣程度看起来更像意大利，而非太平洋东部沿岸地区——美国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危机爆发前经济学家预期的“日本生产率水平向美国太平洋沿岸靠拢”并未发生。日本文化使其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女性难以加入劳动力大军，而日本政治巩固了农业和小企业的利益，妨碍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扩散。
这一观点指出，日本在太多方面与北大西洋经济体一样，无法照搬后者的经济发展模式。由日本通产省激励并保驾护航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并非日本经济的核心所在，而是自成一个独立而封闭的体系。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二战”后的发展模式失去动力，日本经济的潜在年增长率又降低了2个百分点。而这一增长放缓恰好赶上资产泡沫崩溃和周期性经济萧条，导致日本的产值在短短几年缩水了约10％，随后是缓慢的复苏。
从过去七年的情况看，上述观点显然需要反思。由于美国经济偏离其长期增长路径，目前美国的产值比2007年预测的低7％，并且这是假定只有一次性的持久衰退冲击，不会造成潜在产出增长的进一步放缓。
但人们有理由担心：增长放缓意味着提高效率的竞争压力减轻；风险容忍度的下降意味着创新和实验的意愿减弱；名义利率保持在零位意味着社会储蓄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如果在低通胀的美国经济中，处理得当的泡沫崩溃能在十年里将潜在经济增长率永久性地拉低10％，那么，处理不当的泡沫崩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日本经济拉低40％是否毫无可能？
有一点是肯定的：经济学家不再认为趋势与周期两不相干，也不再认为趋势与周期的相互作用可忽略不计。由于过去研究经济走势时，将趋势与周期彻底割裂，许多经济学家大大高估了自己所处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
作者为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