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宏调系列之五十一
在外部危机冲击下中国于2008年11月5日推出“4万亿”计划，不过叙述这个经济史重大事件面临一点认识困惑：如何理解该计划推出十几天前的10月19日，政府已在评估国内外形势基础上制定了“灵活审慎”的宏调新方针，并对第四季度经济工作布置十项任务，10月下旬前后半个多月发生了什么，能说服高层调整方针急推“4万亿”计划？
如果将来有关经济决策档案能悉数公开，“4万亿”紧急推出之谜应有简单解释。现在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比如2008年10月下旬前后经济形势或许又有大事，推动高层调整判断和决策。上周栏目粗略梳理了当时国内外形势，显示出美国危机正在深化，国内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但没有发现新近剧烈变化，以直接解释中国宏调政策的急剧调整。
另外或许由于形势复杂，10月19日对当时内外形势的困难和严峻程度估计还不够充分，随后很快意识到亟需重大调整。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文告形势判断确有明显变化。如10月19日评判外部环境时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11月5日认为“近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
从研究角度仍需探讨的是，什么具体原因推动了高层在10月19日决策部署后，很快意识到判断决策的局限性，并且马上着手在应对政策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按常理推测，如没有特别紧急的因素推动，政府完全可以加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既定方针和“老国十条”政策，待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调整宏调方针。
可见有关“4万亿”的现有诸多讨论，在理解其紧急推出原因方面或许普遍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治理结构演变方面出现的新契机对中国政策的影响。
基于多方面考量，欧美等发达国家决定2008年11月中旬在华盛顿举办国际金融峰会即首次二十国集团峰会（G20），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增加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一种新的现实可能性。在中国决定积极参与G20的前提下，高层从加大国际合作力度考虑，或认为急需追加应对危机的政策。
中美两国领导人2008年9月22日和10月21日两次通电话，从官方简短新闻稿信息看，参与国际合作因素对急推“4万亿”计划应有相当的解释作用。
第一次通话时金融峰会计划尚未形成，美国总统布什介绍金融危机形势及其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国领导人表示“注意到美国政府为稳定国内金融市场已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希望这些措施能够迅速见到成效。”
10月11日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确定要举办G20峰会，中美第二次通话时的主要议题相应是“国际金融峰会、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交换看法”。中国领导人这次表示：“中国政府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对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经济金融稳定。” 华盛顿峰会定于11月14-15日，要在20多天出台更大力度刺激政策，出手自然要快，也不便等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从年初“一防”到年中“一保一控”，再到10月19日“灵活审慎”和11月5日“4万亿”，中国2008宏调政策一波三折。针对内外形势变化，央行已于9月15日和10月8日两次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加上10月19日推出扩大内需“国十条”措施，中国领导人第二次通话时所言“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无疑是客观而正确的。
领导人有关继续“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的承诺可能对十多天后急速推出“新国十条”“4万亿”计划产生了关键影响。该计划11月9日公布几天后，中国领导人在华盛顿金融峰会上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介绍了“4万亿”计划的主要内容，指出“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可见“4万亿”计划应由多方面因素促成。外部危机冲击和内部经济困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条件。G20金融峰会这个新情况，可能至少在短期内显著影响了高层对刺激经济药方的成本收益评估，对“4万亿”计划紧急推出产生了关键助推作用。
中国体制内上上下下不乏投资冲动，产业政策部门组织投资上项目能力超强，政治决定一旦做出，“4万亿”刺激计划便以世人惊诧速度与气势横空出世。
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