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希望这两兄妹免遭邪恶巫师卡拉波斯的诅咒，却担忧诅咒终将实现：“你们将成长为政客；你们的思想和行为皆有不可告人的企图；你们所做的决定是另有图谋而非出于事情本身的利益。”（Skidelsky 2003, 829）。
凯恩斯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并未抱有太多奢望，他言道：“少有一个国际组织能长期地成功实现其缔造者的梦想”。他担忧这两个布雷顿森林机构会“沉入永恒的睡梦，无法被唤醒，或者再也无法在人类的法庭和市场上被记起”。
国际货币合作的局限性
2008-2012年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挥的关键作用不仅使其脱离了被人遗忘的边缘，还激起了在未来开展系统性改革的雄心。IMF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支持财政扩张，在欧债危机期间关于财政乘数的工作挑战了欧洲的紧缩措施，IMF还支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账户管制，并在近期回应了托马斯•皮克提的研究，认为失衡是必须应对的重要挑战，并强调在不牺牲增长的前提下可以、也应该减少失衡。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IMF开展重大改革的前景仍然渺茫，这是因为国际货币合作存在固有局限性。凯恩斯在评价IMF时说其“另有图谋”十分正确。
大国的政策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尤其当这些政策是出于自身利益诉求而与集体利益相悖时更是如此。显然，世界各国改变大国的激励，使其更多地考虑集体利益是十分困难的。成功的合作也大多失败，抑或蹒跚而行。
全球失衡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对称修正问题的表现。赤字国在通过市场或杠杆融资（允许债权国对债务国施加政策限制）进行调整时面临更大压力。[1]但是对于债权国，特别是大型债权国又能提供多大规模的杠杆融资呢？[2]
世界各国在说服中国对人民币升值并减少其盈余中遇到的困难并不鲜见，之前有很多类似情况。正如威廉姆森（2011年1月）所说：
“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首次提出对持有盈余国家进行约束的计划已经过去80年了。但是凯恩斯计划和后来1972-1974年的沃尔克计划一样，均被当时的主要盈余国（分别是美国和德国）所击败，而当今中国（日本和德国更甚）对这些意见的修改毫无热情。”
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世界其他国家是否可以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来说服1944年的美国、1973年的德国和2007年的中国（这样的盈余国家）改变其立场，以造福集体利益。
不仅是全球失衡，在一些有大型经济体参与的市场效率改善中，IMF的建树也屈指可数。尽管IMF可以通过筹资安排来改变成员国的政策，但是其影响必须依靠杠杆融资才能体现。在IMF的主要监督职能中，在不涉及融资时它很少能通过干预来改变大型债权国的政策，即使这些政策可以为其他国家带来显著溢出效应。换言之，IMF不能说服这些国家为了系统性目标牺牲本国利益。长期担任IMF经济顾问的迈克•穆萨认为IMF的监督中隐含“互不侵犯协定”。[3]IMF在发展历史中形成了一个传统：成员国间在监督框架下展开非对抗性对话，不需要真正建立争端解决机制。IMF没有相应法律机制，能使受影响成员国采取措施对抗侵犯国。
事实上，当严重问题出现时——比如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货币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元和日元问题——均只能在IMF以外的框架解决，比如通过双边谈判或五国或七国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急中亦是如此，欧洲各国将IMF排除于讨论之外。IMF之所以能够在近年的欧洲动荡中发挥作用，是因为财政资源处于险境。
历史中的情况更差。历史中IMF曾要求其成员国实行汇率盯住制，在协商后才能改变汇率，但很多主要成员国忽视这一要求，该现象曾一度导致IMF声名狼藉。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加拿大维持浮动汇率制。法国在1948年和1969年两度进行货币贬值。英国也仅在形式上和IMF进行协商后在1949年和1967年两度令其货币贬值。德国马克的汇率在1962年、1969年晚期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上浮，由此引出加拿大代表的这段评论：“他们现在只能建一个更大的犬舍了。”
只有极少情况下越轨的国家才会受到惩罚。[4]其实，对1973年后的IMF有一种嘲讽，评价其成为监督框架下的软合作论坛，因为所有清晰、硬性的义务安排均已失败。
关于储备货币的改革相关讨论一直集中于通过修复特别提款权（SDR）建立用于替代美元的官方储备货币。这种讨论不过是一厢情愿，因为无论是现实储备货币国家还是希望成为储备货币国的经济体都会积极采取措施来贡献本国货币作为替代储备货币。IMF的做法就像要求可口可乐在自身广告中兜售百事可乐的优点。
尽管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建立SDR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初衷是为了防止黄金抢购以保护美元的地位。如果SDR成为美元的竞争对手，美国对SDR的态度就会发生极大转变。中国未来对SDR的态度也会与美国相似。自然的市场力量不可避免要将人民币提升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即使这一过程会略显缓慢。我们发现在亚洲范围内人民币已经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参考货币，这一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在逐渐出现。
中国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尚需一些关键性改革。所有的迹象表明这一改革正在进行，因为各个国家、交易和公司都能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人民币。这种情况下，中国怎能有强烈的动机来改善SDR的地位来阻碍其自身货币的崛起？如果中国决定推广人民币，世界各国不可能阻止或延缓这一进程，因为让中国逆转其重商主义十分困难。
IMF的紧急融资人角色
各大国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合作的可能性很低，从这样的观察出发，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当合作不会对这些国家索取很多，而它们也不会因合作受到太大影响时，能够成功合作的可能性更高。事实上，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最大的进步之一是依靠更快、更好地获取危机融资构筑国际安全网。IMF的贷款能力在危机后增强了三倍，而在未来这一数字可能还会增加。对大国来说，安全网自然是越大越好。这样成本相对较低，要求更多的是金融投入而不必大幅更改国内政策。回报也相当可观，体系会从整体上得到强化，而大国自身的影响力也会增强。
在合理性方面，IMF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试图改变其份额的分配，以调整它的管理和决策结构。最近在韩国的G20峰会上，IMF同意将份额从欧美国家转向更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虽然IMF做出了各种努力，包括放松贷款条件，减少附加条件以及降低利息，但是它在贷款方面的不良名声已经成为了根本性问题。然而，几乎任何亚洲国家都不会想在可预见的未来考虑向IMF借款。现在，甚至连它提供紧急融资的能力都因为美国的领导无力而受到了打击。
世界是否需要一个更大的IMF？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全球流动性支持解决了不少问题。其中美联储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在雷曼危机发生后，美联储立即向巴西、墨西哥、新加坡、韩国等国的央行注入了美元流动性（通过上限300亿美元的互换机制），这些国家当时正面临着美元流出可能带来的金融崩溃。上述互换机制在稳定2008年底与2009年的局势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举例来说，我的同事奥利弗•简恩（2010年）认为韩国和美国互换的经历十分有益：“在危机开始时，韩国有大约27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约韩国GDP的30%）。外汇储备在2008年初开始下降（韩元开始贬值），这个趋势在雷曼兄弟于9月破产后变得更加严峻。储备额几乎立刻就降到了2000亿美元，货币也同时开始急速贬值，韩国银行开始无法展期短期外债。直到韩国与美联储在2008年10月达成了300亿美元的互换协议，汇率及外汇储备才稳定下来。之后，韩国央行开始重新构筑它的外汇储备（在2009年底回归到危机前水平）。它的实体经济总体上没有受到太大打击，失业率从未超过4%。”
美联储在提供国际流动性方面的成功让我的同事泰德•杜鲁门（2013年）认为这样的机制应该被制度化，同时由IMF担任主要协调角色：“国际金融危机还未成为历史。它们常常因为大规模堆积国内外债务而引起。若是要成功应对这样的危机，限制负面溢出，往往需要国际间协同合作以防止国际流动性紧缩。创造一个更健康的，以央行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安全网——毕竟钱都在央行——能成为解决未来危机的有效工具。”
目前，基金拥有大约7500亿外加4500亿美元的借款能力。这足够吗？泰德•杜鲁门的看法是，基金需要更多资金的理由在于我们在未来将不可避免地遇到更多危机，而现有的资源必须至少维持到2022年，因为2015年后的下次份额评审在2020年，而实施新的份额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与之相对的观点是，因为欧洲稳定机制（ESM）的存在，欧洲的需求会很快消失，而且还有其他双边安排（基本没有被使用过）存在。此外，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EMDEs）控制自己的经济有着更高的技术水平，特别是它们之中较大的经济体，往往有着相当多的外汇储备。更重要的是，汇率的灵活性已经大大提升，那么以资产价格（尤其是汇率）大幅改变为标志的危机在未来就不会轻易发生了。事实上，我们更可能会遇到较多的小型危机，，需要进行多次微调，而无需担心一次性做出大的调整。
美国在IMF中的角色变化
当美国不再具备最卓越的经济实力时，它能否继续承担世界领袖的位置？它还能否保证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近期的两个事件使这一问题凸显。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瑞德已经向总统提出推迟通过贸易促进权法，这甚至可能意味着拒绝通过。这必然会影响美国总统与亚洲（通过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及欧洲（通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已经开展的贸易自由化谈判，甚至可能使谈判毁于一旦。上个月，议会否决了增加美国对IMF投入的计划，彻底摧毁了2010年世界各国商定的IMF改革计划。这两个事件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形象以及国际主义形象。
从乐观的角度出发，这两个事件可能只是暂时的退让。在IMF的问题上，议会以及共和党一直在利用奥巴马民意的下降，不让他在立法上获得任何成果。在贸易问题上，哈里•瑞德一直关注着民主党在工会及社会活动者中的基础，他显然对今年将激烈进行的议会竞选十分担忧。
从悲观的角度来看，这些情况需要认真考虑。美国政治愈发两极化。分化的政府可能会永久性导致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曾经提到过的情况发生，即“在彼此挣扎的和谐系统下，政府的一个分支（对立于）另一个分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治机构的结构使得孤立的议会在国际问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它有可能成为美国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绊脚石。
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议会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对美国是有利的。它使执行部门能够利用议会传统的独立性创造优势。在行政机构唱红脸的时候，议会可以有效地唱起白脸。之后行政机构的潜台词将基本成为“请同意这份协定/接受我们的要求，因为议会不会同意其他条件，甚至它们还可能会使用我们无法干涉的手段进行反击。”
例如，90年代初期，在最终产生了WTO的乌拉圭圆桌协议上，对于不保护知识产权（此处特指“美国301条款”）的国家来说，美国议会的压力让美国政府被迫与巴西和印度等国磋商，要求他们通过WTO中对知识产权提出的多层高标准。成功与靠平衡产生的谈判力以及美国对其他合作方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然而，美国的影响力在逐渐消退，特别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此时议会的特性反而会造成负面影响。这样的问题正在逐渐变得明显。
例如，议会反对增加美国在IMF及世界银行的资金，这促进了中国及其他国家创造新金融架构的尝试。在中国的领导下，金砖国（BRICs）银行（包括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应运而生，着眼于向发展中国家发放长期贷款（对美国领导的世界银行发起挑战）。虽然它依然处在婴儿期，在亚洲领导下的各种尝试，包括金砖国银行以及清迈协议（尝试成为亚洲的IMF），最终会与IMF产生竞争。国际机构类似上述的分化不仅对美国不利，也未必对世界有积极意义。这样的分化是美国领导力弱化的结果。明确地说，在美国主导下，议会限制了影响力不如美国的合作国在面对强大的美国进行谈判时可作的选择。而在中国主导下，议会则会限制与前相比已经弱化了的行政机构面对强大的中国时所能做出的选择。
未来的道路会如何呢？一种可能是美国政治机构会发生巨大变化。具体来说，这种改变可能会逼迫议会在国际经济政策的确立中放权给行政机构。更国际主义化的行政机构必须得到强化，而狭隘的、更倾向于保护主义的议会将会被弱化。这是有先例的，美国经济国际主义中最黑暗的一页正在1931年，当时臭名昭彰的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得到了实施。在几十年中，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议会持续提高关税来应对特殊利益。
为了破除议会的束缚，罗斯福总统与议会在1934年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the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将部分的贸易谈判权从议会转移到了行政机构手上。或许类似情况也会发生在现在。否则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将逐渐填补由美国老化的政府机构产生的领导空缺。其结局不仅将对美国行政机构及议会造成打击，也将对全球经济不利。
IMF的未来：改变还是维持现状？
除非美中两国对IMF的态度发生转变，否则IMF将会维持现状。它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例如研究、分析及机构建设等方面意义重大。同时，因为债权国可以发挥的影响力，它还是债权国与债务国“合作”方面的优秀论坛。稍显夸张地说，IMF意味着债务国必须妥协，当然，不同的债务国所需要妥协的程度不同。
在上述债权国-债务国情形之外，IMF基本没有能力确保系统性重要国家彼此合作，无法在关键时刻迫使他们妥协，为集体的利益削减自身利益。而且这一现实也基本不会有实质性改变,在逐渐改变的仅是系统性重要国家的身份。当年，当孱弱的英国将权力转交给美国时，凯恩斯对于布雷顿森林机构表示了担心。那么今天，跟美国说再见，向中国招手，会不会也是这样？
（作者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系PIIE高级研究员，本文由作者与PIIE高级研究员丹尼斯•韦瑟斯通合作完成。本文为作者为2014年度“中美欧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提供的交流文章，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翻译）
注：
[1]对自身货币是储备货币的债务国而言，这种压力会被削减。
[2]1971年尼克松量执政期间的美国确实可以促使部分盈余国家（包括德国）对其货币进行重新估值，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举措只是针对大型市场参与者，而非最大的市场参与者，且决策的实施也依靠贸易协议而非货币或各种金融手段，这些举措全都无法持续，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的崩溃就是一个体现。
[3]科恩（1998年，161-62）也曾对这种非对称效率进行过描述：“IMF的法令主要针对较小和经济状况较差的成员国，其权利可以通过该组织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可及性和附加政策条件的控制。相反，对于从系统性观点来看可能是最重要参与者的大型和富有国家，IMF的直接作用逐渐减小……”
[4]法国（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1953年）和柬埔寨（1978年）是早期面临制裁的三个国家。1954年捷克斯洛伐克被IMF除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