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管制，哪里就有套利。
在未具备大量对外开放的底气和实力前，适当的外汇管制是每个国家保证国内金融安全的必经过程。外汇储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应对国际资本进出的硬实力。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几乎为零，在国家鼓励通过收集侨汇积累外汇储备的背景下，以贩卖、交易侨汇的“地下钱庄”应运而生；此后经历“骗汇”、“骗出口退税”、“虚假贸易套利”等阶段后，如今我国外汇储备近4万亿美元，“地下钱庄”规模却与日俱增，表面上为国家外汇管理上带来极大不便，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我国外汇管理政策改革的迟缓。
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经历了外汇留成制度—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银行结售汇制度—浮动汇率管理制度后，在2000年前后，基本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但资本项目可兑换迟迟未有实质性进展。
事实上，除了已基本实现的进出口贸易的经常项目可兑换，近年来移民、跨境投资等对资本项目可兑换需求增长迅速。美国移民服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以来美国的投资移民中，中国人就占了七成，2007年-2011年中国移民申请人数在4年间激增11倍。
另一方面，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进展缓慢。2007年前，我国个人跨境结售汇被限制在每人每年2万美元额度内，2007年提高至5万美元。其目的是“满足旅游、教育等个人基本需求”。但个人跨境直接投资是不被允许的，必须通过企业跨境项目投资或QDII等途径才能实现跨境投资，且每笔投资每个项目均受到外管局逐笔、严格审核。
近年来，监管层开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改革。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是通过加强人民币跨境结算、流通的规模，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成为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这个改革进程中，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尤其是个人跨境人民币结算放开，是基本前提。
从这个角度来看，类似 “优汇通”这样的个人跨境人民币汇款试点已经迟来多年。如果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向国际资本开放的时间算起，上述试点至少从2007年就应该施行。
从监管层的角度来看，谨慎试点是可以理解的，一是控制改革试点尺度，不能引发金融风险；二是低调推进，减少改革阻力。
然而，对于已经迟来的汇率制度改革，监管层也需要一定的魄力。如果是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当然适当进行公开信息披露也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