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津：缺乏来世观念如何影响国人的经济行为

　　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各民族相比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无论你到饭店、机场、旅游地，中国旅游团一眼就能看出来。中国人的许多特征，都与中国人不相信来世或来世概念薄弱有关。虽然佛教中有轮回之说，虽然在鲁迅的《祝福》中，祥林嫂也提出了来世问题，但总地来说，中国人的来世概念是很弱的。以至于有的西方人会问，你们中国人不信教，你们死后怎么办呢?
 
　　林语堂、梁漱溟等前辈学者，都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是中国没有宗教。但自杨庆堃始，现代学者都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也是宗教。所以，准确地说，中国缺乏的是有清晰的来世概念的宗教。
 
　　通过对来世幸福加以定义，宗教经济学家们认为，个体的福祉是由现世幸福和来世幸福两部分构成。现世幸福和来世幸福之间也有个均衡问题，在不同的社会，这个均衡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中国社会，人们就更重视现世幸福，对来世问题基本不管不问。据世界价值观调查2005-2008年的数据，认为“上帝在自己的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中国人仅有4.7%，相比之下，美国人占到57.8%，巴西人占到87.1%，印度人占到57.4%。也就是说，中国人更重视从市场活动的收入中获得的幸福，而轻视通过参加宗教活动而获得的幸福。
 
　　现在假定，从事市场活动可以获得物质享受、企业家精神、冒险精神、创新精神、自私和犯罪欲望，而从事宗教活动可获取的效用为精神上的快乐、利他主义、对别人的信任、法律意识、团队精神和扩张的冲动。可见从事宗教活动所导致的许多利他的、制度性的价值，能够很好地抵消由市场活动所激发的自私欲望。所以，现世幸福和来世幸福之间的均衡点不同，会导致不同社会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由于对来世幸福的过度轻视，会导致中国文化在精神快乐、利他主义、信任程度、法制意识、团队精神和扩张方面比较弱。
 
　　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中国当前的发展状况：经济增长迅速、物质主义泛滥、经济社会秩序不好。它还能解释中国人的诸多经济行为。
 
　　基于以上假定，中国社会、文化的特征可总结如下：
 
　　一是重个人奋斗而轻合作。对此，作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每一个单独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像一头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日本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但是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是一头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
 
　　在《吾土与吾民》中，林语堂也说道：“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
 
　　很多研究都证明，宗教能够促进信任关系。也许正是缺乏超越地域性的宗教，中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特别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是比较低的。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曾提到，任何到过中国的人，很容易就觉察到那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由于信任程度比较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成本就比较高。很多合作事业，往往都因为合伙人之间不信任，从而都不欢而散。
 
　　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超越地域性的宗教，也没有超越地域性的组织。有限的经济合作，也仅仅限于家族之内、熟人之间的合作。与陌生人的合作微乎其微。
 
　　二是中国社会自治性强而社会性弱。历史上，中国民间具有自治的传统，民间与政府的关系并不密切。梁漱溟说：“中国社会秩序之维持，社会生活之进行，宁靠社会自身而不靠国家”。中国人遇到困难都是自己想办法，而不是找政府。即使是刑事案件，也是“民不告，官不究”。中国社会的治理，几乎全靠地方自治和当地士绅的调解。这一传统，直到现在仍然存在。据《南方周末》报道，有一个叫李平的人，在女儿被同学打死后，当记者问他是否考虑过报警时，他却说：“我们一般村里的事情就是找老人会”。
 
　　西方曾经有过政教合一的历史，虽然那段历史很黑暗，但造就了教会、政府与民间的密切联系。在西方的社会组织中，教会是最重要的组织。即使没有超越地域的经济组织，教会也足以把不同的地区，甚至不同的国家组织成一个整体，并形成同一的社会规范。相反，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靠乡规民约和地方士绅自治的社会，也就是常说的“熟人社会”。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只有乡土而没有社会的。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基本上是按照血亲关系的远近来处理的。乡土之上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超越乡土范围，就没有了有效的社会规范。
 
　　三是重财富而轻科学。中国人以善于积累财富而闻名，这一特性也来自于对社会相对地位的竞争。因为相对地位的标志是“各家财产的兴败”，故只有善于积累财富的家族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中国人有积累财富的强烈愿望。
 
　　由于中国人不追求来世幸福，增加自己福利的途径只有增加市场收入一途，所以中国人重视财富应该不难理解。
 
　　但中国人科学创新的意识却不强。林语堂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缺乏科学精神，是由中国文化多固有的思维方式所导致。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过于注重“人”而忽视了“物”，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不出科学。韦伯认为，中国人既缺乏理性的思维发生，又缺乏商业支持的技术实验，所以，中国“没有一种理性的科学”; “他们还排斥或者根本没有关于不算太近的东西或不是直接有用的东西的知识”。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科学意识薄弱与宗教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西方的科学传统与宗教有很深的渊源。哥白尼、伽利略等早期的科学家都出自教会。正是宗教的神秘感激发了人们对宇宙的探索。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宗教所激发的冒险精神，导致了地理大发现。
 
　　由上述文化特征所决定，中国人在经济行为上，有如下独特之处：
 
　　一是企业经营家族化特征非常明显。家族企业在每个经济体中都会存在，但中国社会家族企业之普遍，是其他社会所不及的。历史上著名的徽商主要的经营方式就是家族式的，而晋商虽然家族式经营的特征不明显，但其地域性却很强，甚至在雇员上“非山西人不用”。香港和台湾成功的华人企业几乎都是家族企业，如台湾王永庆的台塑集团、新加坡大华银行集团和印尼林绍良的三林集团。香港70%的企业是家族企业，而且其管理也是家族式的。许多华人企业的控制权都掌握在家庭手中。有时从表面上看，海外华人新的跨国集团和其他企业一样，比如，它们按公司方式组建，有董事会和公司职员，但它们的运行方式和世界经济中任何东西都完全不同，描述它们的最好方式也许是把它们当做一起营运操作的家族。
 
　　大陆的民营企业几乎都是家族企业，甚至家族企业成了私有企业的代名词。据调查，目前中国大陆的非公有制经济中，家族式企业至少占到90%以上，而在江浙等沿海地区比例更高。虽然有些企业从表面上看也实行了股份制，聘用了职业经理人，但这些企业关键性高层大多是由家族内部的人员担任。家族制是大陆民营企业改制的唯一理由。即使有的企业聘用了经理，所有者也经常因对经理人的不信任而引发矛盾。
 
　　华人经济圈内家族企业的传统，可能来自于中国人不善于合作和习惯于单打独斗的偏好。例如，前些年因企业违规操作而在新加坡被判入狱的中航油前总裁陈久霖就感叹说，中国海外企业还没有形成合力，显得势单力薄，像日本企业在海外都很抱团，但中国企业仍然像一盘散沙。某一家企业出现困难的时候，很少出现大家相互支持。
 
　　家族企业有自己的经营优势，中国文化圈内经济发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充分利用了家族企业的经营优势。特别是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繁荣，与蓬勃发展的家族企业有很大的正相关关系。但家族企业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无法利用职业经理人的知识和能力;不利于调动社会资金和实现规模经济;由于企业规模小，企业内部技术革新能力差等。
 
　　二是竞争意识强而制度意识弱。中国传统社会是相当开放的，“中国向无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所谓贵族政治……只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财产的兴败为准则”(林语堂)。中国社会有等级而等级又不固定，每个家庭或家族都有获得较高的相对地位的激励，相对地位高低的标志则是“各家财产的兴败”。为了获得较高的相对地位，家庭、家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竞争。这也使中国人具体天生的竞争意识，家庭或家族就是一个天然的善于竞争的经济体。上世纪后半叶港台的经济奇迹，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与中国人善于竞争的特征是分不开的。
 
　　激烈的市场竞争经常会导致恶性竞争。中国的制造业经常会出现“一窝蜂”现象，如果某种产品热销，就会有众多的企业加入这种产品生产的行列，其中粗制滥造者也很多，直到这种产品过多、过滥，无人问津。很多跨国公司也很会利用中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例如耐克公司，通常会找好多家加工企业洽谈，让这些企业相互竞争，然后从中渔利。
 
　　但糟糕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发展出完善的社会制度。日本学者中村元说，“中国人认为惟有在诸如父子、君臣、夫妻等某些个人关系中，道德才是重要的，所以中国人极少关注可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社会的道德或法律的公共准则。”
 
　　很多学者认为，现代法律制度与宗教有极大的渊源，人们对法律的尊崇来源于对上帝的敬畏。因为缺乏具有清晰来世概念的宗教，中国也没能形成超越乡土的法律意识。
 
　　制度意识薄弱的结果是，中国人有很强的“搭便车”动机。甚至有的温州商人说：“在温州，没有对和错的概念，只有试。”债务拖欠的严重性可见中国人搭便车意识之强。自80年代初开始，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资金渐成风气，进入90年代后，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的现象日趋严重，债务拖欠的规模也越来越大。2003-2006年，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总额一度达到近2万亿元。其中很多债务拖欠并不是因为资金紧张，而是故意拖欠。在商界，甚至形成了“赖账文化”，欠账的成了大爷，要账的成了孙子，“杨白劳气死黄世仁”。企业往往把很大精力放在追帐上面,而不重视交易之前和交易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目前在中国，假冒伪劣产品之泛滥、食品安全问题之严重，都是举世罕匹的，出了制度上的缺陷外，生产者制度意识之薄弱、利己主义倾向之强，是不能忽视的。我们显然缺乏一个有效的利他主义观念，来抵消市场活动的利己倾向。
 
　　三善模仿而轻创新。据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开餐馆获得了成功，另一个中国人也会模仿着开餐馆，从而形成恶性竞争。而一个犹太人开餐馆成功，另一个犹太人可能会开一家调料店，两家相得益彰。
 
　　中国人的善模仿的特点却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其主要表现就是，在产品生产上，出现了很多“一窝蜂”现象。哪一个产品一旦热销，就会有无数企业竞相仿制，最终导致该产品供大于求而滞销。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很多次的一阵风现象。中国企业发展也出现了很多一阵风现象。如80年代各地竞相引进彩电、冰箱生产线，导致了大规模的重复建设，由此而引发的彩电大战、冰箱大战至今没有结束。即使在某些高技术领域，也存在着“一窝蜂”现象。如光伏产业刚登陆中国不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进入光伏产业的中国企业已至少有30家之多。
 
　　虽然通过技术模仿，中国很快建立起了自己的家电产业，但由于企业的创新能力不足，致使产业发展可持续性不强。例如，前一段时间，通过技术模仿，中国彩电企业建成了世界无与匹敌的彩电生产规模，并在世界彩电市场上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但中频解码芯片、超大屏幕彩管和超薄屏幕显像管等高技术部件，大多控制在外国公司手里。另一个例子，中国生产的DVD几乎垄断了国际市场，众多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厂商们却受到了巨额专利费的困扰。手机也是如此，中国是最大的手机生产国，但国产手机企业却无法掌握核心技术，软件和核心零部件都需要外购。空调机的三大风扇轴流、贯流和离心还不能自主生产，主要部件仍依赖日本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