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中国经济的“五个问题”及“四个调整”
中国新近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仍处于双重意义上调整进程中。一方面受发展阶段演进规律与要素价格变动作用，另一方面加上政府相关政策引导，近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与收入结构出现活跃变化。概括而言，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较快增长，民营经济相对国有经济较快增长，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地区较快增长，农民收入相对城镇人口收入较快增长。
最新中国官方公布数据显示这些变化持续展开。例如从投资数据看，今年上半年中国中部和西部投资比东部增速高出2.9%和2.3%，第一、第三产业投资比第二产业分别高出9.8%和5.2%。工业生产中部和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出0.4和2%，股份制企业工业生产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增速分别高出4.7%和7%。
在收入增长方面，上半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就产业结构而言，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6%，比上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0.6%。另外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2.4%，比上年同期提高0.2%。
上述渐进式结构变化，实际上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稳增长目标，并显示中国作为转型大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仍具有内在活力。不过从短期经济运行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仍处于增速收缓并面临下行压力状态，整体延续一段时期以来针对早先失衡进行调整的格局。对新一轮宏调失衡调整的主要表现，可以结合最新经济数据从以下几方面观察：
一是经济增速走缓。过去九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在7.5%上下企稳波动，2012和2013年度经济增速低于8%。今年前两个季度增速分别为7.4%和7.5%，少数资源生产和加工密集型省份如黑龙江、河北、山西，今年1季度增速回落到4%-5%上下。
二是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压力增加。计划短缺经济产能利用率过高，受体制转型大背景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部门闲置利用率呈下降趋势，2012年77.2%整体产能利用率，低于该指标线性趋势值大约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程度较高与管制程度较低部门如某些家电行业，经早先比较充分竞争与行业重组整合，近年产能利用率不降反升。
三是房地产市场面临下行压力。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如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1%，增速比一季度回落2.7%。房地产销售面积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6.0%。房地产市场整体价格面临增速下行压力，一些城市和地区经历不同程度价格下调，近来时有房地产商倒闭事件报道，不久前杭州着名房地产开发企业绿城部分重组案例显示行业调整正在深化。
四是财政收入增速回落，少数地区面临财政困难。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多年来第一次降低到约10%较低水平，今年预算数据显示将进一步下降到7%。少数资源性地区和城市财政收入增速跌幅更大。笔者不久前考察某个中部资源性城市，财政收入（增速）从早先十年平均25%以上下跌到去年2%左右，今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更是遭遇零增长困境。
五是在目前中性审慎货币和宏观政策环境下，早先累积的高杠杆和高债务风险逐步显露与释放。如近来中国金融市场发生多起信托产品和债券兑付困难案例。ST超日无法对11超日债债民全额支付3月7日到期的8989万元债权利息，打破公募债券“隐性刚性兑付”预期。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决策层调整创新宏调政策，构成宏观经济调整的关键内容与保障条件。适应新形势下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调整的需要，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新领导层审视谋划经济政策，在力推全面深化改革基础上，对宏调政策原则、方针、策略进行重新定位表述，对现阶段经济形势特征提出全新分析判断，体现宏调政策系统调整与创新。
首先是“稳”字当头的宏调原则。2013年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微观要活，宏观要稳，社会政策要托底方针，此后一再重申与强调，显示最高层对宏观经济基本理念和原则的重新定位。中国领导人后续在相关场合多方阐述要避免过度刺激，避免竭泽而渔，大国政贵有恒、不能随便“翻烧饼”等观点，体现“稳”字背后的丰富内涵与现实指向。
其次是“三期叠加”的形势判断。今年初中国官方权威机构发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一文，指出“从国内经济大势来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三期叠加”论断全面概括了现阶中国段经济走势的客观基础，既为“宏观要稳”的原则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短期具体宏调政策提供了认识基准。
再次是底线思维的宏调方针。底线思维方针要求全面认识和正确分析机遇和挑战，未雨绸缪，加强研判，谋定后动。底线思维强调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短期经济运行大体处在合理区间时，决策层集中更多精力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最后是积极审慎的宏调策略。实施稳健货币与金融政策，一方面灵活利用多种货币信贷政策手段保证合理充足的流动性，另一方面防范货币信贷过度扩张。在大体中性的货币环境下，通过发挥市场出清与财经纪律的机制作用，逐步推进挤水分、减杠杆与控风险调整过程。同时针对经济运行的短期下行压力，积极实施“民生基建投资”和“发债信贷融资”、“双定向”措施，努力实现预定增长目标，并为增长方式向自主和内生机制转变赢得时间。
如何看待中国宏观形势与政策方针整体演进调整的特征与事实？对此学界提出了不同解释观点。笔者认为，需结合中国转型时期“扩张-失衡-调整”的背景条件加以理解。
观察中国改革30多年历程，宏观经济运行多次出现过度扩张之后又减速调整的周期。例如针对文革后一段时期进口设备上大型投资项目过快过猛形势，1979年中国决策层实施“调整，改革，巩固，提高”八字方针。80年代后期也经历类似宏观失衡调整，而90年代初中期货币信贷过度扩张导致严重通胀，朱镕基受命进京主持调整并顺势推动系统改革。
调整难免产生减速阵痛，然而无论从逻辑还是经验看，直面失衡与果断调整对重建市场纪律、维持宏观平衡、推动优胜劣汰都具有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实施改革开放和优先发展战略厥功至伟，也离不开调整失衡的修复保障作用。不同时期内外环境有别，宏观失衡成因与调整路径各有特点。
（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