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照猫画虎地渐进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构架，按部就班地学习发达国家更高级的生产技术，中国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二流国家。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成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二流国家虽然还有很多困难，但没有太大悬念。毕竟，很多东西不需要深思熟虑，也不需要什么创新，学习和照搬就行了。我们周边的小龙、小虎们都是这么做的，他们都成了还算富裕的二流国家。他们能学会做到，已经高度开放的今日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到。
二流国家也不错，生活比现在还会改善很多，但是中国还有成为比二流国家更进一步的可能。因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优势，中国有成为当今世界最伟大国家的可能。国家之伟大，在于民众伟大；民众伟大，在于其创造力；创造力之源泉，在于不断地学习和反思；学习和反思之源泉，在于多样性和近距离。多样性提供了学习和反思的需求，近距离降低了学习和反思的成本。历史上伟大的人类文明发源地从来都在大江、大河附近，推动力量在于大洋和大河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让更多的人更容易见面，大家聚在一起促成了多样性，多样性带来的羡慕和嫉妒激起了学习和反思的欲望，提高了民众生产力。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给定了地理位置和对对外交通成本，人口规模本身很重要，更大的人口规模既扩大了多样性可能，也降低了单位民众的学习和交流成本。
人口规模对于伟大国家，仅在于提供了可能性。人口众多而贫瘠的国家就在我们的过去和身边。如果说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每个人从日常生活周边学习到了什么，这里的问题是更大的人口规模如何影响了每个人从日常生活周边的学习。经济增长理论非常强调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通过国际交流和贸易可以向外国人学习，提高国内民众的生产力。但是，民众在国内交流和贸易的重要性应该更甚于国际贸易，内部的交流和贸易同样是学习，是提高民众生产力更重要的源泉，但这方面的研究至少在国内寥寥，人口规模如何影响国内民众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更缺乏细致的讨论。
更大的人口规模蕴藏了更大的多样性可能，这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但其他条件也很重要。密度很重要，即便有人口规模优势，如果大家住的很分散，交通成本会天然地扼杀很多东西，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未见得多，学习和交流的成本未见的低。差异性很重要，即便具备人口规模优势，如果穷人和穷人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穷人看不到富人的生活和工作，差异性体现不出来，穷富之间的学习和交流会被割断；如果工人和工人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工人看不到商贩的生活和工作，差异性体现不出来，工商之间学习和交流会被割断；如此等等。按照多样性和密度的标准来看，农村会制约但不会推动经济发展，城市是创造力和增长重要发源地，但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做好密度和多样性的安排。
简.雅各布在60年代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指出了伟大城市的几个共性：1，功能混杂；2，高密度；3，新旧建筑并存；4，狭窄街道的街区。简.雅各布的几点总结提出了城市对多样性和密度的要求。功能混杂是提供多样性和激励学习的好办法；高密度是降低学习成本的好办法；新旧建筑并存不仅节约了城市建筑成本，也保持了多样性；狭窄街道的街区的作用更精妙，街道窄了，会有毛细血管般的更密的交通网，更多人步行、更多路边小店、更亲密的邻里关系和安全感，这些对节省成本和促进交流都有帮助。
简.雅各布这本书的背景，是对美国50-60年代大规模城市改造（公共住房建设、旧城更新、高速路等）的批判，她认为当时大规模的改革筹划缺乏弹性和选择性，破坏了城市的生命力。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在一路高歌，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方兴未艾。今天的城市发展和布局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有莫大关系，一条不当的街道设计可能扼杀了一个天才的诞生。今天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大力发展CBD、开发区、功能区、高速环路，这些工程的带来的究竟是民生福利改善还是满足炫耀和虚荣心，是增添还是扼杀了城市和经济增长生命力，这些都需要我们反思。伟大的城市成就伟大的国家。中国的城市规划者们仅是学习发达国家经验还不够，还要充分认识到发达国家的失败教训，不要让错误重演。宏观经济决策者们用仓促上马的大规划、大项目刺激经济更不可取，这不仅是项目本身的浪费，还会破坏城市演进的自发力量。有些大而不当的项目甚至比不上挖坑，再把坑埋上的刺激GDP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