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合各种政策工具来实施其货币政策，包括传统的量化政策和价格工具以及最近流行的资本流动管理和宏观审慎措施。在这些政策工具中，央行主要依靠量化措施和行政措施以及宏观审慎要求来管理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扩张。中国人民银行的目标通常为货币总量，包括广义货币供应量（也非正式地包括中国货币贷款）。为实现这些目标，央行首先用公开市场操作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帮助冲销外汇流入并管理基础货币供应。此外，贷款额度、行政措施和审慎规定（如贷款存款比率）被用来管理信贷扩张，从而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有时会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引导银行间市场的短期利率，但利率在帮助实现货币总量的目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要小得多。
近年来，金融放开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并对政策管理构成了新的挑战。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如财富管理产品意味着银行存款在为金融中介提供资金方面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影子信贷产品的开发则减少了银行贷款在信贷总额中的比重。这些发展增加了金融联系的复杂性，削弱了传统政策工具如贷款限额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有效性。由于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收益率的相关性增加，要确定适当的货币总量来影响政策目标（如GDP）也变得更加困难。金融放开在推进，但国企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却较为落后，这个事实加剧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复杂性。
中国和全球市场金融一体化的增加将使货币政策管理进一步复杂化。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和跨境货币流动的增加，全球流动性和价格对中国的影响日益上升。这种情况非常棘手，因为全球主要央行正在从长期的非常规货币宽松政策过渡到“常态化”，且金融放开使国内的状况更不稳定。
随着货币政策框架在更开放的金融体系中确立位置，传统的行政和量化措施必须让位于更加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方法。确定一个短期政策利率锚是央行确保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和固定预期的关键第一步。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短期利率（例如，七天回购利率），并努力确保该利率的稳定，避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和动摇市场信心，并传递必要的政策信号。然而，在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更迫切和重要的一步是将银行间相互拆借和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市场（真正的银行间市场）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从金融机构贷款的金融和信贷市场相分开。中国在所谓的银行间市场发展大规模债券市场严重扰乱了形势。按照目前的情况，企业债券发行者的借款需求或支付问题可导致银行间利率出现大幅波动，迫使中国人民银行对该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实际上成为任何此类机构的流动性提供者（最后贷款人）。
随着金融放开的推进，央行不能仅靠价格方法，而要特别注意总信贷的数量，避免其他国家在放开进程中经常出现的信贷大起大落。
这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利用好所有掌握的工具，包括传统的量化和行政措施、审慎监管，以及资本流动管理。然而，由于传统的货币总量重要性日益减少，中国人民银行需要改进并扩大其对货币总量的衡量口径（如扩大至M3）和信贷总量的衡量口径（或许可通过建立一个更广泛的信贷衡量指标，包括银行贷款、表外信贷和影子信贷），并跟踪一组广泛的经济指标，而不仅仅限于基本的GDP 和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胀矩阵。
在转型过程中有许多步骤，央行特别需要增加与其他政府机构的协调，并增进与市场的沟通。由于不论是传统的框架和工具还是新的框架工具都无法单枪匹马地发挥作用，而两者相混合则可能扰乱对市场的认识，央行需要加倍努力，向整个市场（不仅限于大型银行和政府机构）传递其经济分析、政策目标和中间工具，并建立一个反馈机制，以测试市场对其信号和政策意图以及可能存在脆弱性的理解。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更频繁更及时地发布关于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的信息，并公布其下发给银行的法令或条例。
最后，央行需要更密切地监测其他主要央行的政策动作以及对流入中国的外汇流动性的影响，并增加汇率的灵活性，让汇率调整协助其货币政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