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为什么北京总是在挖路？

    自古以来，从尧舜禹夏商周以来，中国就没有找到中央和地方最好的协调方式。尧舜禹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大部落关系，到了夏开始纷争，周是纷争的顶级，地方政府权力非常大，自己税收有军队，从秦始皇一直到郡县制，把分封制结束了，郡县制和分封制哪个好？争论了两千多年，要说郡县制好，分封制搞了800年，能延续800年。到底哪个好？这不光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郡县制如果说从秦始皇二世而亡，亡于政还是亡于制？秦始皇好大喜功，又修长城又修水利又修坟，但如果是分封制，他又做不到这一点，不可能把全国财力集合在一起，所以好大喜功和郡县制结合在一起才能做成，才能举国之力。

　　柳宗元写《封建论》，秦始皇死了2000年，到王夫之、顾炎武，在明末清初，还在争论到底是郡县制好还是分封制好。到了毛主席给郭沫若写过一首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最后说莫从子厚返文王，就是别从柳宗元那儿退了，毛主席是坚持郡县制这套制度的。

　　现在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关系处理很好了吗？没有。只是说GDP增长非常快。这确实是地方政府互相竞争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某个省决定投资增长40%，第二年在去年增长40%的基础上再增长40%，到了地市增长50%，最后往哪儿投？投了几年也不知道。但是完全作为政治任务，都要分解招商引资，这是多大的市场主体？完全是政府自己操控自己，自己招商引资自己，诸多的问题和这个分不开。

　　当前的中国问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究竟各干什么？改革开始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权力很大，在毛主席的十大关系中提出来第一要给地方一些权力，他总结了苏联模式，中央高度集权，但实际上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

　　很多年前我就和地方政府说过，能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提升经济的效率和质量上来，不要一味追求GDP，地方就说我们要增长速度，数据至少20%的水分，多说也有40%的水分。一说保底线，地方又来了，党政工团齐动员保底线，保底线有什么办法？最后还是投资，不外乎在投资前面加上现在是优质投资。优质在哪儿？自己也搞不清楚。如果GDP因此保持高速，那就很危险，中国经济早晚崩盘。

　　现在又出现什么情况？中央分解过剩产能又是分解去拆，这要建立市场分配机制，和文件上写的市场发挥主要作用相距十万八千里，背道而驰。所以，改变这个问题，要充分认识地方竞争曾经极大地促进了GDP总量增长的情况下，现在认识到弊端，已经必须得改变了。

　　像昆山爆炸案，上大项目不怕说三道四，招商引资不怕低三下四，招商引资不怕低三下四是向谁低三下四？谁投资向谁低三下四。这就造成劳动收入和资本收益极大的差别，原因之一是地方竞争，所以地方竞争不坚决制止，咱们很多中央政策到地方根本落实不了。


　　新一轮改革中，地方政府大力投资基建，看看北京，我们家门前的人行道两年修三次，我不太理解北京的做法，如果为了反恐，应该更多的关注地铁换乘点。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政府能有中国这么大的权限，所以带来很多弊病。像环保问题，严重污染企业就是地方政府一把手的政绩工程。要缩小地方政府权力，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很多问题可以大大缓解或者加以解决，如果地方政府仍然保持着一种相互竞争，像公司一样的竞争，诸多政策根本无法落实到地方。

　　要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涉及到一系列问题，第一，必须取消地方激励考核。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以此重新确定中央和地方关系，基本公共服务不是一个地方的均等化，而是全国而言。地方收入好的可以把基本公共服务搞得更好，使二次分配加大一次分配的地区差距，这个问题解决了，要确定事权，相应调财权，然后再确定中央政府干什么。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