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新的宏观调控框架是否真正有效，还需要经过时间检验。实施“定向调控”无论是选择方向还是决定力度，都需十分谨慎。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换档期，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估计，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从之前的10%下降到当前的7%-8%。现在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保持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去三十几年，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改革不彻底特别是要素市场扭曲等问题也引发了消费不足、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结构性矛盾。同时，随着成本的快速上升，过去依靠低成本、高投入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因此，现在有两个结构性难题，一是如何实现再平衡，二是如何推进产业升级。如果按照传统的看法，前一个是改革问题，后一个是发展问题。
“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
“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应该是最近我国政府为了实现可持续增长所做的宏观政策创新。两者实为一体，前者关注增长总量，后者聚焦经济结构，但它们是同一组财政或货币政策工具的不同功能。这个政策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问题导向，试图解决当前经济中结构失衡和产业升级的问题，在考虑策略时长、短期结合，不但关心周期性问题，也关心结构性问题。而大萧条之后根据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实践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无法有效解决经济快速发展期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新的宏观调控框架的核心任务是“稳增速、补短板、促升级”。“稳增速”是尽可能让增长速度稳定在一个适当区间，支持社会稳定，控制金融风险，同时也为改革创造有利的环境。“补短板”是尽快地消除经济结构中的一些薄弱环节以及瓶颈领域，其中包括通过增加民生开支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手段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促升级”则是淘汰落后产业和过剩产能、支持新兴产业发展，争取较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无疑，这3大任务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证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
“区间调控”是总量政策，其目的是把增长速度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区间调控”的理论依据是揭示失业与通胀之间权衡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即追求低失业率有可能引发高通胀，而追求低通胀则可能出现高失业率。这个思路也跟奥昆定理有关，即经济增长能够减少失业。合理区间的条件是上限不引发高通胀，下限不引发高失业。“区间调控”的做法与传统的政策框架类似，即通过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不同之处在于把传统的点目标变成了区间目标。“区间调控”为政策选择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对处于增速换档期的经济十分重要，最终还是要让增速逐步稳定到增长潜力的附近。
“定向调控”是结构政策，其目的是消除经济结构失衡并支持产业升级。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定向调控”是“区间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区间调控”的深化。经济学文献曾经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性后果，比如以投资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货币政策扩张容易导致产能过剩问题，而通过贸易赤字实现的财政政策扩张则可能形成国际收支风险。但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没有主动地进行“定向调控”的思想，不过发展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都关注经济结构的问题，比如产业政策理论所探讨的就是如何以经济政策工具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定向调控”的实质就是把转型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理念有机地嫁接到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当中。比如宏观政策需要扩张或者紧缩，决策者可以在设计具体的措施时考虑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需要。一是消除失衡、补短板和克服瓶颈，比如把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增加民生开支、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等。二是提质增效、促进产业升级，比如通过税收、补贴、投资、利率、信贷等手段鼓励、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机械装备制造业、电子商务、清洁能源等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
以“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创新。如果能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这个新框架也许对新兴市场经济具有普遍意义。不过实现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需要一个综合的政策体系，不是宏观调控独立可以完成的。这个综合体系应该包括宏观政策、改革政策、产业政策甚至区域政策。比如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主要是制度扭曲特别是金融抑制政策造成的，消除结构失衡也需要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同样，发展新兴产业也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如支持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等。
防范新瓶装老酒
这个新的宏观调控框架是否真正有效，还需要经过时间检验。今年年初以来的经济发展态势提供了一些正面的证据，比如在第二季度GDP增速已经扭转下行趋势，开始微弱回升；再比如经济结构也出现了积极的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第二产业，等等。而政府也竭力避免再次重蹈“4万亿刺激政策”的覆辙，无论是运用货币手段还是实施财政政策，政府都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李克强总理一再明确表示，目前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再度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保增长。
不过新的宏观调控框架的制定与落实却远非那么简单。
第一，虽然说是“区间调控”，但实际政策目标似乎还是没有什么区间。政府确定的GDP增长目标为7.5%左右，这与过往的点目标8%相比自然已经有较大进步，但“左右”这个区间最后却被划定在7.2%以上，区间的意义并不大。第一季度GDP增长7.4%，各级政府紧张得不得了，想各种办法出台“微刺激”措施。姑且不讨论这些做法的动机与效果，客观的事实是区间太窄，经济政策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灵活性。
第二，如果增长目标定得过高，“微刺激”很容易转化为“强刺激”。现在的政策语言摈弃了“保增长”的说法，改为“稳增长”，这是理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稳增长是正常的宏观经济政策，缓解经济周期的冲击，这个政策的具体表现就是增长速度太慢时往上托一托，增长速度太快时往下压一压。但我们现在的客观事实是政府一直在往上托增长速度，有时候大托，有时候小托。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目前的GDP增长目标是不是定得太高，远远超过了增长潜力？比如说，今年年初以来，政府采取了一些“定向宽松”政策，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已经得到稳定，但下行压力依然存在，是否意味着未来几个季度政府还要托增长？
最后，“定向调控”选择不当的话不但会影响政策效果还可能导致腐败等问题。“定向调控”的前提是政府清楚地知道往哪儿使力、怎样使力，但政府组织经济活动的效率是有限的，不然我们也不会在搞了二十几年的计划经济之后回过头来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过去三十几年，政府调结构的成效并不好，今天凡是产能过剩严重的产业往往都是政府介入比较多的行业。“补短板”补过头的现象也很常见。不少从事创新的企业家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政策支持不是补贴而是公平的竞争环境。与此同时，虽然现在以“滴灌”替代“放闸”，如果土层下面可以相互渗透，“滴灌”的效果也不宜夸大。这些都意味着实施“定向调控”，无论是选择方向还是决定力度，都需十分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