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何帆
今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70周年。1944年7月，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签署 “布雷顿森林协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现在是世界银行的一部分），确立了二战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1947年，美国等23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二战之后的国际贸易体系也初步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经济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号称“黄金时代”。这其中除了战后重建、技术进步等因素之外，多边货币金融体系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保驾护航作用功不可没。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达到了巅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成了全球畅销书，书中充满了对世界经济未来的乐观预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衰退”，全球化出现了低潮和逆潮。巩固多边货币与金融体系、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是确保经济全球化能够顺利发展的重要任务，但层出不穷的贸易保护主义、各国之间的相互指责、包括G20在内的多边经济谈判平台难孚众望，已经让很多观察家感到失望。我们有没有条件和能力，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那样，重塑多边经济体系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理查德·加德纳在《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中，回顾了美国和英国从二战期间就已经开始的关于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设计与谈判。一个是新兴的霸权国家，雄心勃勃但缺乏经验，一个是衰老的霸权国家，工于算计但暮气沉沉。它们之间的合作并非事事如意，但经过反复的磋商、讨价还价，最终达成的美英两国间的共识，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当时美国和英国能够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呢？
首先，历史是重要的。建立多边经济体系的迫切性已经被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浩劫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而休战之后的善后工作一样混乱无序。欧洲各国忙于互相报复、抢夺地盘，希望能够尽可能把战争的成本、战后重建的成本转嫁给别人。欧洲群龙无首，美国则奉行孤立主义。在短暂的经济复苏之后，突然爆发了席卷世界的大危机，各国挣扎着要从危机的深渊中爬上岸，甚至不惜踩着别人的肩膀往外爬。整个30年代，“贸易战”、“货币战”愈演愈烈，最终，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考虑最多的不是理论，而是历史的教训。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美国和英国，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设计战后的经济秩序。美国对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谈中的惨败也记忆犹新。威尔逊怀着传教士一般的理想精神到了巴黎，试图给这个世界带来希望，却无情地被英、法各国玩弄于股掌之上，回国之后，又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最后忧愤交加，突然病发，半身不遂。这让美国人痛切地感到，国际秩序的重建不是靠布道，而要靠规划。
其次，政治均势有助于达成合作。美国和英国看似近亲，其实彼此间充满了猜疑。美国很反感英国在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搞的“特惠制”，认为这违反了“非歧视”原则。英国则怀疑美国要在英国焦头烂额的时候趁火打劫，进一步削弱英国的实力。美国的货币谈判首席代表是财政部的怀特。后来发现，怀特一直同情苏联，经常给克格勃提供情报。怀特并非是要叛国，他之所以亲苏，是因为他瞧不起英国，觉得只有和苏联结盟才能壮大美国的力量。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磕磕绊绊，但总的来说，美国和英国还是能够找到很多共同语言。两国之间都有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都热衷于通过建立国际机构维持国际经济秩序。英国知道自己大势已去，日后需要仰仗美国，所以在谈判的时候能够尽可能地让步和隐忍。苏联阵营的建立，以及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也是两国能够放下嫌隙，共同合作的重要原因。
第三，美国和英国之间实现了一个“大交换”。二战期间，美国和英国的合作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美国在战争期间向英联邦国家提供了约3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其中270亿美元提供给了英国。丘吉尔把《租借法案》誉为“历史上最圣洁的法案”。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国内政治中，一直存在着对《租借法案》的抨击，大多数美国民众也要求英国在战后偿还租借援助。英国一边享受着美国的援助，一边拼命地增加自己的外汇储备，还希望美国在战后慷慨地帮助英国渡过难关。哪里知道，美国在1945年8月突然宣布终止《租借法案》。这给美英关系带来了极大的裂痕，也给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谈判蒙上了阴影。
从1945年秋天开始，美英两国就战后过渡期的安排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凯恩斯带领着英国代表团到美国寻求战后援助，他小心翼翼地跟美国公众讲：“我们从著名的《租借法案》中已经获得了太多的慷慨援助和关心，不会对这一法案的彻底取消提出任何抱怨。”这种诚恳的态度赢得了美国的好感，但他们仍然不会向英国提供无息贷款。经过艰难的谈判，美国同意向英国提供利息为2%的贷款。英国要求贷款60亿美元，但美国只同意给30-4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长文森只同意贷款35亿美元，而国务院认为可以贷款40亿美元。两份报告递交给杜鲁门总统，他左看右看，最后决定取个平均数，贷款给英国37.5亿美元。围绕着这个贷款协议，美英之间几乎到了谈判崩溃的边缘。有位英国议员说，这是“以一包香烟的价格把大英帝国卖掉了”。美国人则抗议：为什么给英国的贷款利率比给退休军人的房贷利率都低？ 1946年早春苏联威胁伊朗，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急转直下，才让美国人改变了对英贷款的态度，这笔贷款被视为“反对苏俄帝国主义的一笔投资。”1946年7月，杜鲁门签署了批准对英贷款的法案。这才使得美英关系渡过了一个难关。
最后，战后的美英谈判较好地处理了专家和大众之间的平衡。美国政治学家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国际谈判其实是一场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谈判者坐在两张谈判桌上，前面的桌子上，对手是其它国家的谈判者，后面一张桌子上，对手是国内政治的其它参与者。加德纳在本书中详细描述了在谈判的每一个阶段，美英两国的国内舆论反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舆论的反应往往更片面和偏激，也很容易受到利益、意识形态左右，更是没有定形，可能在瞬间180度转变的。美英之间的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谈判小圈子”的形成。丘吉尔和罗斯福都表现出政治家们少有的远见和胆略，凯恩斯和怀特这对谈判对手之间尽管唇枪舌剑、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类型的人。怀特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就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了。这些谈判者知道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尽可能为本国争取更大的好处，但他们也共同分享了务实的态度，以及维护全球经济自由秩序的理想精神。
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很难对未来的多边经济谈判抱有太大的幻想。人类是容易健忘的，全球金融危机刚刚过去不久，各国之间就已经忘记了危机时的同舟共济，而30年代的历史教训又离现在太遥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在重复“贸易战”、“货币战”的错误。美国和新兴国家之间的政治力量并不对称。要想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让新兴国家有更多的发言权，但美国所面对的是一群从经济发展水平到政治文化传统都与自己相差很大的国家，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就像法国作家马尔罗说的那样，天生缺乏“帝国素质”。若想更好地促进美国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合作，有必要以前瞻、创新的思路构想出新的“大交换”。但怎么“交换”，很少有人认真地深思。在当前民意如潮、民情鼎沸的时候，如何从国内的政治利益、民族主义中超脱出来，而非陷入其中，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
惟一聊可欣慰的是，历史是有先例的。但是，历史只是留给有心人的。
【作者注】本文推荐的书是：理查德·加德纳在《英镑美元外交：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起源与展望》，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由符荆捷、王琛翻译，这两位译者均参与过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是具有丰富谈判经验的外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