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李克强经济学的三个权衡

从民间角度看，李克强经济学反映了一种美好愿望；从官方角度看，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政策权衡；从政治角度看，炒作李克强经济学未必对决策者是支持。总而言之，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政策思路和权衡，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在坚持市场化改革前提下相机抉择。
今年四月初，在《从朱镕基经济学到李克强经济学》一文中我阐述了对李克强经济学的理解——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对新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执政思路做了一定的前瞻和预测。李克强经济学一词，不胫而走，成为国内外热议的一个话题。各界评论接踵而至，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很多经济学家不赞成这个提法，作为对新政府政策理路的前瞻，不如以李克强经济政策来表达。当然，这个问题倒不是主要问题，但过分炒作这个问题，也没有益处。从政策实施上说，李克强经济学的内容应该是动态的，不能单纯从静态角度来解读。从时间上来讲，李克强经济学不是一个经济政策结果的总结，而是一种预测、猜测、希望或是美好愿望。
近期巴克莱银行把Likonomics（李克强经济学）总结为三大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作为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巴克莱的报告影响很大。他们还大胆预计，中国政府将把经济推向“硬着陆”，未来三年中国的季度经济增速可能会降至3%。
从道理上来讲，债务扩张和金融的高杠杆，实际上是产能过剩的一种投射，去产能必须控债务去杠杆，但这个过程不是一天完成的，也不是线性的。
作为最早在中文中提出李克强经济学的研究者之一，我基本同意巴克莱报告前半部分对当前政策内涵的解读。至于后半部分对未来政策走向的预测，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不刺激也好，去杠杆也罢，都只是在当前特定环境下的现实选择。一旦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比如出现所谓的“硬着陆”，政策随时可能进行调整，甚至逆转。而是否进行调整以及调整的时点、方向和力度，取决于决策者对三个关系的权衡（trade-off）。
从财政政策上看，是否采取刺激措施取决于保持平稳增长和控制财政风险之间的权衡。当前选择不出台直接的财政刺激，是因为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尚未触及决策层的底线。从18大至今，实体经济增速虽然一再放缓，但相比中央制定的目标仍有一定距离。2012年经济增长7.8%，超出年初目标0.3个百分点。今年年初制定的目标是7.5%，一季度增长7.7%，也高于目标水平。就业方面，总体上形势也相当稳定。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342万人，好于2011和2012年同期的303万和332万人，而且已完成全年就业任务的1/3。尽管从二季度的工业增加值和PMI数据来看，后面的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但对决策层来说，这种担忧尚未成为现实，李克强总理近日就明确表示有信心实现全年7.5%的目标。
相比之下，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似乎更值得警惕。根据审计署今年3月发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已接近3.85万亿元。如果考虑政府担保的债务，有16个地区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者达219.6%。我们对债务问题做过一系列研究，实际情况可能比目前想象和统计数字反映的要复杂、严峻。因此，在经济减速仍可以接受、就业增长仍好于以往的情况下，趁机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无疑更为优先。
从货币政策上看，是否加快去杠杆取决于稳定货币供给和控制金融风险之间的权衡。李克强经济学有供给学派的特点，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稳定货币供给（sound money），防止货币波动对价格信号的过度干扰，进而使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改善供给。2008年到2012年间，中国的M2从25万亿飙升到100万亿以上，不仅在增速上明显超出了合理范围，而且在效果上也呈现出明显的递减效应。尤其是今年一季度以来，社会融资总量的大幅扩张与经济增速的显著下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产生了决策层所理解的“货币空转”问题（金融专业人士对此并不认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才提出了“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要求，旨在表明促使货币和信贷增长回归常态的立场。对金融机构来说，央行思路的这种转变意味着约束条件的根本转变。过去建立在宽松货币环境基础上的高杠杆模式势必受到冲击，加快去杠杆势在必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中决策者同样会权衡由此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伴随着货币和信贷投放的节奏放缓，实体和虚拟经济的资金链条势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一旦引发市场恐慌，就可能爆发流动性危机。届时，中央绝不会僵化的坚持去杠杆化而放任金融风险的蔓延。近期对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问题的处理就是最直接的例证。央行最初顺水推舟、乐观其成，结果市场恐慌情绪不断蔓延升级，银行间流动性骤紧，股市重挫。最终，央行不得不出手稳定市场。毕竟，央行的目标不是“杀鸡”，而是“儆猴”，适可而止显示出李克强经济学的动态特征。
从推动改革上看，结构性改革能否提速取决于释放改革红利和避免冒进风险之间的权衡。任何改革的本质都是创新，即以新的制度体系代替旧的制度体系，这个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如果成功，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红利，但一旦陷入误区，后果也将不堪设想。这并非没有先例，1988年，我们在价格双轨制并轨问题上强行闯关便导致经济陷入剧烈动荡，直到1990年代初才完全恢复。目前来看，面对动荡不安的外部环境和日益加剧的国内风险，决策者在加快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不会盲目冒进，而是倾向于稳扎稳打，避免改革陷入误区，造成不必要的风险。
举例来说，房地产固然关系到民生福祉和社会公平，但如果房地产调控过于严厉，却可能导致房价的无序下跌，引爆整条产业链中的潜在风险，拖累经济大幅减速。又比如，资本账户开放虽然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的资产和资源配置，但在全球流动性紧缩的背景下，资本账户开放也可能带来严重的资本外逃风险。因此，有序开放、渐进开放、有管理的开放就成为必然选择。再比如，开放金融服务业固然势在必行，但在当前金融监管还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小型金融机构的确显示出了更高的脆弱性。我们之所以能够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银行大部分属于国有，稳定性远远强于其他亚洲国家。我们必须时刻警惕，任何改革都有风险，加快改革有些时候并不是万灵药，李克强经济学真正要做的是稳步、有序、有效的改革。
从民间角度看，李克强经济学反映了一种美好愿望；从官方角度看，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政策权衡；从政治角度看，炒作李克强经济学未必对决策者是支持。总而言之，李克强经济学是一种政策思路和权衡，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在坚持市场化改革前提下相机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