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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

编者按:赶超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梦想,不过失败案例或许比成功更多,面对变化的现实,经济学理论如何更新?从世界银行卸任之后,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引发诸多讨论,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学者近期曾撰文评论,FT中文网最新也刊登出韦森教授对其评述《探寻中国经济增长之路》。
针对这些评论,林毅夫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撰文回应。FT中文网刊出以飨读者,也期待更多理性讨论,使得争鸣这一学术传统得到体现。
“遗失的二十年”与发展经济学变化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十八世纪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世界是平的,最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的发展水平差距顶多只有4~5倍。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出现了大分歧。西方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亚非拉许多国家仍然沿袭着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日显落后,国家实力不振,遂成为西方工业化强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十九世纪以来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振兴成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各界精英的共同梦想。到了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在其几代政治领袖和全国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不懈努力之下,终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迎来了民族解放,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无不希望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发达国家并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发展经济学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而出,成为一个现代经济学的分支领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理论,做为国际发展机构指导新独立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依据。但是,6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绩效令人失望。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数据,从二战后的百废待举中恢复起来的1950年到战后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2008年间,全世界只有台湾和韩国两个经济体实现了现代化的梦想,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不是石油生产国或二战前就已和发达国家差距不大的欧洲国家;全世界也只有28个经济体实现了和美国的人均收入缩小10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只有12个不是石油、钻石生产国或欧洲国家;而且,还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两个拉丁美洲国家从高收入滑落为中等收入国家。除了近二十个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是发达的国家之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成立于1945年底,其宗旨为帮助世界各国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但是,如果把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按1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计算,摆脱贫困的6亿多人排除在外,全世界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走访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和其政府领导人、学术界、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接触交流,了解到他们和我国的政府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农民一样都有强烈的愿望,希望经由他们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也做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但是,事实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断,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世界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政策甚受那个时期主流发展理论思潮的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是一样。理论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理论不能帮助人们认识现象背后的原因,或是根据理论的认识所做的努力事与愿违,那么,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提出新的,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自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以来其理论进展也是按照上述的逻辑演进的。
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或是,第一版的发展经济学称为结构主义。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其原因则是市场失灵,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将资源配置到现代化的产业。他们主张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以政府主导,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产业。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界反思结构主义政策的失败,催生了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当时主流的看法认为发展中国家所以经济发展缓慢、危机重重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导致资源错配,寻租、腐败横行。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以休克疗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等激进改革措施在内的华盛顿共识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推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进一步下滑,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六、七十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也高于前一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因此把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是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有趣的是经济发展取得傲人成绩的东亚经济体,在二次战后的发展水平普遍低于拉美和非洲国家,资源贫乏,人口众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东亚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的产业入手来推动经济发展,以当时主流的发展理论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到了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改革时,中国、越南、柬埔寨和七十年代就开始进行改革的毛里求斯采取的是被主流理论认为比原先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体制还糟糕的渐进的双轨制改革。但是,推行理论上认为是最佳选择的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崩溃了,社会、政治危机接连不断,而推行在理论上被认为是最糟改革路径的国家却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双重目标。固然,推行双轨制的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均、腐败问题的恶化等,但是,同样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新结构经济学的形成
在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实践面前,身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发展机构中领导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不能不对盛行的,指导世界银行工作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政策的华盛顿共识进行反思。其实,这种反思远在我到世界银行工作之前就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诺奖得主舒尔茨、贝克尔等大师,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的训练。1987年回国工作以后有幸参与了许多改革政策的讨论,我发现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却是有效的。对比于其他推行理论上正确的政策,结果却令人失望的国家的经验事实,让我不得不放弃现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论,自己去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为何,思考在当时的条件下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中国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动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一步、一步地往前进。
2007年我荣幸地应剑桥大学之邀去发表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利用此机会我系统地论述了我反思的结果。在我到世行工作之后的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分别以中、英文把我的讲座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出版了专集,并有五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的英文版写了推荐,破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同时,有鉴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多有雷同,中国的经验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而主流经济学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了解甚为有限并多误解,我也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读中国经》一书。此书也得到不少好评,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0年诺奖获得者赫克曼写到“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许多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
在上述两本著作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和世行内部的经济学家,以及和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的进一步讨论,我在世界银行到任一周年时正式打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以此为框架来反思主流的发展理论和政策并构建第三版的发展经济学。著名的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也邀请我以新结构经济学为题去做2011年度的库兹涅茨讲座。
为了进一步推动发展经济学界共同进行反思,我邀约了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在主流发展经济学期刊上对新结构经济学进行了三场讨论和辩论,这些文章以及几篇相关论文,在我世行四年工作结束离任之前的2012年初结集,取名《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有两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2001年诺奖获得者斯宾塞写到:“本书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为了让各界人士对新结构经济学有所了解,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我又写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一书,在去年9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旨,并结合了我在世行的工作经验和我自己从小以来对发展问题的思索来增加可读性。三位诺奖获得者为此书写推荐,其中2001年诺奖获得者阿克尔洛夫写到“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本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这本书也获得了英国《金融时报》著名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及《彭博新闻社》书评家克莱夫?克鲁克的好评。前者认为这是“一本既雄心勃勃又优秀的书”(参见),后者则认为这本书是他2012年读过的 “最有价值的新书”。
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考源于在国内多年的工作、学习以及和许多学者的切磋。去年6月世界银行任期结束回到国内来,我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盼望和国内经济学界切磋自己的一些新的心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苏剑和张建华教授的帮助下,上述三本新书的中文版陆续出书。甚受鼓舞的是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授予了“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一文代表该学会年度最高荣誉的2012年“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我特别感谢《经济学季刊》在这一期邀约多年来在经济学研究、教育上成果丰硕的黄又安、韦森、余永定、张军、张曙光等五位学友在百忙中撰文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不足之处进行评论。其中韦森学兄的宏文洋洋洒洒2.7万字,在酷暑又逢丁忧的心境下挥汗完成,爱我之深令我心折。这几位学友对新结构经济学的赞誉是对我的鼓励和期许。他们的质疑、批评有些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一个新框架有待充实完善之处,有些是已发表的论述不够充分、清晰,有些则是仍以旧的视角来看我所讨论的问题,有必要进一步交流、澄清。以下我就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设之上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来和以上五位学友交流、切磋。
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
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沿着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和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理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因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韦森同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潜含“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的精神传统,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地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因此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韦森上述的评论显然是把新古典经济学以现有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成果的存量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来画地自限。由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主导,发展不是这些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资源配置时通常以给定的产业、技术为前提,并且,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确定性,因而,得出了竞争性市场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自由放任”也就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潜含的精神传统。诚如张军所言,“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并不在(由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之内”,以现有的新古典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那就只能像华盛顿共识所蕴含的那样,市场化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政府可以选择经济发展政策和战略的自由和机会极其有限。”
然而,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不在发达国家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概念范畴之内,我们就只能削足适履地以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理论体系来“思考和对待后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新古典经济学的现有理论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为切入点来研究、分析发达国家的重要社会经济现象所取得的成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可以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设为出发点来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发展问题。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基础设置(制度)等的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外部性、协调和信息不确定性是这个过程内生的问题,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可以得出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帮助单个企业克服自发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和协调多个利益不尽相同的企业行为的市场失灵的问题,这样发展才能顺利进行。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政府应该积极有为,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强调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的结果,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弘扬而非扬弃。
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我同意韦森的看法,“在人类近现代尤其是当代社会中,斯密型增长与熊彼特型增长是很难能被完全区分开的,即使我们在两个概念的界定上做些强行的人为界定,二者也是难分难解,或者说,斯密型增长,即分工、贸易、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本身,与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即熊彼特型增长)常常绞缠在一起,且互相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现代经济增长中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生产的经济规模、产品的市场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不断扩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多,面对的风险也越来越大,硬的基础设施,像交通、电力、通信、港口等必须不断改进,同时,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金融、法律等制度也必须有相应的完善,这样才能降低各种交易费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增加生产、促进发展的效用。显然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是同时将熊彼特型增长和斯密型增长结合在一起的。
韦森认为在严格意义上,现代经济增长,或者说自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加进了科技革命和机器化工业大生产后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或者说包含了“熊彼特型增长”的广义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对此,我持异议。我想对现代经济增长更合适的描述是包括了“斯密型增长”的“熊彼特型动态增长”。因为,如韦森指出,斯密的分工有利于交易技术的创新,但是,交易技术的创新无法得出新产品、新产业的创新。所以,把现代经济增长总结为广义的“斯密动态经济增长“和现代经济中新产品、新产业不断涌现的主要特征不吻合。熊彼特型的增长则会有不断的新的产品和产业的创新,而新产品和新产业的出现,由于风险和资金需求以及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则会内生出对交易技术和制度改善的要求。在这两个概念上应该弄清楚是因为不同的概念会得出不同的政策侧重点。
韦森还以服务业在发达国家的比重大,增长快于制造业的增长为理由,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其说是“主要是由于实体经济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所推动的,不如认为主要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过渡和转变所实现的”。如果韦森的说法是正确,那么,合理的推论是一个国家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应该提高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在同一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重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高于比重低的国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绩效好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却可以几倍于发展好的发达国家。而且,亚非拉的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远大于中国,但是,他们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远低于中国。
由于韦森对现代经济增长本质的认识片面强调斯密型增长,因而认为“要把现代宪政民主政制像市场制度一样被视作为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但是,即使是欧美等老牌的发达国家,其宪政民主政制也是逐步发展演进而来,英国和美国在工业化的早期只有少数拥有资产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权。十九世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直接照抄美国宪法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二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直接继承英美现代民主宪政政制的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许许多多非洲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收敛,而且还长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二次大战后,唯一的二个从低收入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恰恰是在追赶过程中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政制的韩国和台湾。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福山在其最近的一篇论文“什么是治理”中指出,宪政民主既不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他系统地论证了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宪政民主是好治理的必要条件的看法其实“仅为理论上的而非得到实证支持的事实”(more of a theory than an empirically demonstrated fact).
不管发展的水平高低如何,一个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是内生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和交易规模的扩大,人民财富的普遍增长,相应的规范市场交易和人与人、人与政府互动的制度安排也必须相应的与时俱进的完善。 尤其,作为一个像我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经济体制中还存在各种旧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制度扭曲,需要在转型过程中根据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断深化改革,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但是,一个国家即使到了高收入的发达阶段,有了相应的现代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是一劳永逸。日本在1991年以后长达二十多年的停滞,和2008年英美发达国家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说明即使有西方国家的学者所认为的理想的现代宪政政制也不能保证其政府和领导人不被利益集团绑架、经济可以持续健康发展。
另外,韦森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把金融结构视为外生变量,其实是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误解。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产业结构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而不同的产业结构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有形的如电力、交通和无形如金融、法律)来支持其投资、运行,减低交易费用。随着产业的升级,资本需求、生产规模、风险和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软硬基础设施也必须不断根据实体经济生产运行的需要而相应改进。因此,适用的软硬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制度,是内生于实体经济的需要的。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第二波发展思潮影响下,不顾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中企业的规模和风险特性去发展所谓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及在发达国家进行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恰恰是现代金融理论在八十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危机频仍发生的原因之一。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虽然,韦森认识到了现代经济增长必须包涵“熊彼特型增长”,但是,在他的评论中却不自觉地以斯密型增长来立论,因而,对政府在现代经济增展中的作用仍坚持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看法。他认为在本国的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各产业的发展前景、市场需求等等经济运行方面,政府所掌握的知识和所做出的判断不可能“比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明”。然而,既然外部性、协调和信息不确定性的市场失灵问题是内生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如果一切依靠企业自己,这个过程很可能不发生,或是发生的速度很慢,不能满足人们的就业、改善生活,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追赶发达国家的愿望。智利政府在八十年推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就是严格地奉行这种自由放任的哲学的,结果三十多年了没有新的产业出现,结构变迁迟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去年10月我去韩国首尔参加一个由哈萨克斯坦政府委托、亚洲开发银行组织的产业政策研讨会,哈萨克斯坦商务部的副部长在开幕致辞中抱怨到,我们按世界银行的建议把各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都取消了,企业经营环境改善了,但是,国内的企业并没有进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新产业、新技术的投资,外国企业除了来开发矿产资源外也没有其它投资,因而,他们转而向亚洲开发银行求助。
其实,今天的英、美、德、日发达国家在他们处于追赶比他们更发达的国家的阶段时无一例外地采用许多针对特定产业的政策措施去扶持国内的某些追赶产业的发展。一位在英国剑桥大学担任教授、在国际发展经济学界享有盛名的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认为发达国家倡导发展中国家需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一种“上了楼就踢掉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防止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政策主张。而且,事实上发达国家即使到今天也没有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他们还用专利保护、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规定在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产品等措施来支持他们的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上不应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看法,其实是要发展中国家自废武功。
那么,政府是否就如反对政府干预者所质疑的那样,“比本国企业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员所具备的知识就多”、“判断就高明”?在政府可用来帮助企业克服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外部性和企业间协调问题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对技术创新的方向和所要升级的产业做出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否就一定比企业的判断差?企业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员,政府同样也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员,政府应该比企业有能力去聘请更多、更好的专家,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而且,信息收集和处理的成本很高,分享的成本近乎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果由企业自己收集,企业不会和其它企业分享,每个企业都要自己去收集、处理,就整个社会来说是重复投资,不如由政府收集、处理后和企业分享,政府还可以根据这些信息采取因势利导的支持措施,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事实上,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四个常用措施中,除了专利保护是事后的奖励外,其它三项包括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规定在一个时间内市场上只能使用某种技术、产品等措施也都是需要政府事先判断所要支持的技术和产业,“挑选冠军”的。
韦森认为,如果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那么,“这一理论实际上假定各国政府和各地区领导人,以及在计划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或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有完备的知识。”对于处于全球技术和产业边界的发达国家而言,不能因为信息可能不完备就因噎废食,不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支持,或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随机地挑选的技术或产业项目上。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那么,信息的问题则可以利用后发者的优势来克服。因为比较优势实际上是跟自己同一时代的其他国家的比较而来。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六步法的第一步是以和自己的要素禀赋雷同,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倍左右,而经济取得20、30年快速发展的国家的现有产业作为参照。因为,一个国家如果能够维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个国家可贸易部门的产业和服务业必然符合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同时,一个国家如果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资本必然快速积累、工资成倍增长,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必将逐渐成为夕阳产业,而成为比较优势雷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朝阳产业。利用这些信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时可以大大减低犯拔苗助长或因噎废食的错误,也可以防止政府因为利益集团的游说、寻租而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并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去决定一个国家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而是,和企业共同决定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这个框架的第二、三、四步,都是取决于国内或国外企业的自发、主动的选择,政府的作用则是以有限的资源来帮助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部门内的企业消除它们自己难于解决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个企业协调才能成功解决的增长瓶颈限制。而且,这些产业根据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应该是生产的要素成本已经在国际比较中具有优势,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或协调相关企业投资于产业升级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使这个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真正的比较优势,使这个产业成为这个国家竞争优势。所以,在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中,一个因势利导的政府并不需要韦森所担心的那样“掌握着巨大的政府投资和开发资金”,或余永定所担心的“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加大市场扭曲、加重腐败”。这个框架也可以避免,政府受到利益集团的游说,去发展需要政府以大量租金去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赶超产业。
政府行为的假设
韦森、黄少安、张军、余永定都像张曙光所认为的,“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者实际上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员都一心一意谋发展。” 其实,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是假定所有行为者,包括政府领导人,是理性的,其行为、选择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目标的。依我个人对历史的解读以及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接触的体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动机仍然如2007年马歇尔讲座中所认为的那样,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有二: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追求青史留名。能够最好地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的选择是在其执政期间给其治理的领地,带来繁荣,使百姓人人安居乐业。如果真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政治领袖就会表现为“好人”。 但是,千百年来,即使有那么多研究,包括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两百多年,至今尚无一套成熟的理论可以让政治领袖作为指南,使其施政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就是例子。在这些从逻辑上看似乎是头头是道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政治领袖很容易犯下“好心干坏事”的错误,国家和百姓蒙受损失和不幸。结果为了继续执政,这些政治领袖就很可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去拉帮结派、收买利益集团以巩固其地位,以及腐败、贪污积累个人财富以备下台后的生活或东山再起的资本。结果距离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目标就越来越远,其表现也就变成为“坏人”。
在理性人的假设下,政府领导人是“好”是“坏”并非必然,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可以指导政府领导人做出事实求是、与时俱进的政策,真正能够给国家带来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福祉不断增加,使其长期执政和留名青史的个人目标和全体人民的目标能够同时实现的理论。不管在那种体制下,任何领导人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总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提出一个可供理性的政府领导人参考的理论,使其成为一个“好人”,在运用自由裁量权去追求个人的目标的同时也能满足社会和百姓的目标,这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亚当?斯密将其现代经济学的开创之作取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道理之所在。
另外,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因势利导也不像韦森所认为的那样,需要“强政府”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应该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来进行。在“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中政府为克服外部性给予升级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先行企业的税收优惠、在有外汇管制时取得进口机器设设备所需的外汇、在有金融抑制时优先获得贷款,为克服软硬基础措施的缺失发展的工业园区、在园区内实行一站式服务等,应该远比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所主张的以各种政府扭曲和保护补贴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简单易行、容易见效。在经济转型中,新结构经济所主张的渐进、双轨,同样也比发展经济学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试图一步到位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简单易行、容易见效。
韦森以“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当今中国社会内部多年来积累下来了大量经济与社会问题”,余永定也以“加工贸易固然给东莞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带来了繁荣,但在经过20 多年实践后的今天,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变,而且似乎也难于改变”来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必须说明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这并不代表中国各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要求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理论的第三波思潮只是刚刚提出,中国各级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仍然受到第一波思潮和第二波思潮的影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渐进双轨制的改革仍然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导致了许多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各级政府的政策也仍有不少“过犹不及”和“不及犹过”的地方。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能够更广为流传,帮助中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且,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少犯“好心干坏事”的错误,以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包容的发展。
最后,韦森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持续超过25年的7%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 “这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事实和格局本身”作为他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尤其是把其中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运用到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会非常困难的证据。其实,这些证据更说明进行反思,提出新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框架来供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参考,帮助他们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即使经过从亚当?斯密以来的两个多世纪,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自从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子学科以来的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无数多研究,经济学家至今尚未能提出一个有效的理论,可以作为行动指南帮助政治家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目前的研究成果,按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教授的说法,只是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重要的食材( ingredient),但是尚缺可以遵循以做出好菜的食谱(recipe)。实际的情形是不管是先前主张以政府主导克服市场失灵以建立现代产业的结构主义,或是现在主张克服政府失灵以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新自由主义,按照这些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普遍遭遇失败,经济发展迟缓、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经济发展成功,实现和发达国家收敛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却是错误的。
不按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需要承担许多外部(如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外国政府和国外舆论界)和内部(接受了主流理论的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压力。能够承担这种压力,自主制定政策的国家很少;在这些少数国家中,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政策能够对头的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恩格斯所说的“必然王国”,而非“自由王国”的结果。在马歇尔讲座中,我指出,这些东亚经济体同样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四小龙由于资源贫乏、人口规模小,而日本则在美国的占领下,政策受制于美国政府,它们的政府能够给予企业的补贴很少,无法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政府的积极干预所提供的少量补贴从“量变到质变”为新结构经济学中所主张的外部性的补偿和因势利导的措施。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总结“必然王国”的成功和其他国家的失败经验,提供一个政府可以遵循的政策“食谱”,根据各国具体的条件,把各种有用的“食材”调配成合适的政策,使持续、健康、快速、包容的经济发展,成为自利的领导人的“自由王国”的选择。
结语
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是中国梦也是还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总以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帮助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把这本经学会拿回发展中国家来虔诚地念,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经并不存在,以现代经济学为例,任何盛行一时的理论思潮总被后来的学说所扬弃。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难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在发展中国家就更难于“放诸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若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就需要自己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问题中去了解背后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拿现有的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象、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帮助发展中国家改造世界。我希望这场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讨论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学界厘清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涵和现代经济增的本质,推动经济学家深入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背后逻辑,进行理论创新,提供给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决策做参考,帮助我国早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理论,不仅有利于中国认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更有参考借鉴价值。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编者省去脚注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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