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部门在慢慢吸干美国实体经济的生命之血吗？
记者马特·泰比2009年对高盛的描述令人难忘：“披着人皮的吸血鬼，无情地把吸血管插入飘着金钱味道的东西中。”至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段话仍然适用。
2011年，在近80年来最悲惨的金融危机过去三年后，我注意到美国的金融和保险占GDP的比重为8.4%，而相较而言，1950年这一数据只有2.8%。美国每年支付7500亿美元给产品和服务供应商，如果美国能从中受益的话，应该会在统计数据中有所体现。
我认为，从有直接用途的当年商品和服务上如此大规模地转移资源，只有在它能提振年度总体经济增长0.3%以上，或在25年时间里提振6%，才是划算的买卖。换言之，只有在它具有相当大的“固定收益”时——即金融业者所谓的“阿尔法值”——这才是一笔划算的交易。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此我要问，为什么我们投入如此多的金融技能，却没有产生“显而易见的经济红利”。原因在于，金融业有两种可持续创造金钱的方法：找到有风险需要被承担的人，将其与有风险承担余力的人匹配；找到有这类风险的人，然后将其匹配给人傻钱多的家伙。
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曾估算过，美国有两个点的GDP在臃肿庞杂的金融部门被浪费掉了。此后一年半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金融体系与其说是有效分担风险的设计，不如说是将富人和他们的钱隔离起来的设计，就像一个看不见的拉斯维加斯。
这并非党派之见。曾任里根和老布什政府高级官员的布鲁斯·巴特利特最近提到，美国经济正在显著金融化。他援引了证明金融深化只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用的实证研究、关于金融深化和实体投资之间存在负相关的证据，以及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令人沮丧的结论：“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过去二三十年中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规模和复杂程度的增加推动了增长和稳定。”
在2008年至2009年危机期间，我对金融化持有相当矛盾的看法。对我来说，我们成熟的现代金融体系的确创造了数不清的宏观经济风险。但同时我也认为，缺少风险承受能力的世界，实际上需要任何能引导人们将钱投入长期风险投资的机制。
换句话说，这样一个世界需要一种现实或者幻觉——金融能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击败困扰着我们未来的时间和无知的黑暗力量”。大部分预防宏观经济风险的改革也会同时限制金融诱导人们进行长期风险投资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减少人们从事这种金融活动的意愿。
但危机以来的事件和经济研究已经证明了三点：首先，现代金融在政治上太强大，以至于立法者和监管者无法约束其制造系统性宏观经济风险的能力。与此同时，它一直用安全复杂的资金管理许诺来引诱客户，从未有所节制。
其次，我所依赖的经济增长和金融深化之间的相关性，在国家金融体系超越银行、电子资金转账和债券市场的范畴、走向更复杂的工具时，确实消失了。
最后，金融作为未来产业的社会投资回报在过去25年中基本消失了。2007年，我经过简单的计算就能得出，世界每年要付给金融机构大约8000亿美元用于并购，而这些并购活动只能产生1700亿美元的实际经济价值。这一可怜的投入产出比并没有改善迹象。
回到2011年，我应该把凯恩斯的《通论》读得更透彻些，理解他所说的这句话：“当一国的资本发展沦为赌场活动的副产品时，那么它肯定就有问题了。”在那时，要么应该提出关于融资如何能绕过带来负“阿尔法值”的现代金融业、疏通到实体经济的创造性思路，要么是让风险被吸收消化掉。
作者曾任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