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最大、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发达国家面临着一系列艰难的政治和社会选择。奥巴马总统的美国预算草案直接而全面地承认并列出了这些选择和权衡，这是危机后时期以来的首次。
奥巴马的草案是一份重要、诚实和充满了政治勇气的文件。随之而来的争论将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美国是否会朝着强劲、包容且可持续的增长和就业模式转变以及转变的负担如何在不同年龄、教育水平、收入和财富的美国人之间分担。
我们知道，强大的技术和全球市场力量大大减少了传统行业和蓝领工作岗位，让中产阶级的就业选择朝经济的不可贸易端转移，并使国民收入增长偏向资本和高端就业者，而其他人的收入陷入了停滞。就业创造依然疲软，就业依然和增长南辕北辙。
这些趋势不能完全归咎于拙劣的政治选择或短视的政府。它们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向技术端转移，但系统性的公共部门投资不足加剧了这些趋势。
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制度和经济的知识和技术基础的投资不足会抑制长期增长。中短期增长可以通过用公私债务替代投资维持，即用未来收入和消费为抵押借钱。但这种方法会形成一种自我局限的模式，因为资产负债表受到了损坏，需求得不到提振，而预期不得不向下修正。
这就让我们面临着奥巴马的预算方案。首先，存在多快减少政府赤字和公共债务积累的问题。突然的财政收缩拉低国内总需求的速度会快于经济去杠杆化和结构变化弥补需求损失的速度，造成预算赤字的负反馈效应。但将债务清算推迟过长时间会侵蚀人们对美国政府财政纪律执行力的信心。
预算必须在5-10年的时间框架内下降。否则要么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并继之以借贷成本的急剧上升；要么大大加重子孙后代纳税人的负担。
在理想世界中，并不非得做出妥协不可，美国财政政策可以守住社会福利系统的承诺，即便人口和其他因素抬高成本（特别是医疗）。美国财政政策还能守住当前消费水平，避免增税，同时修正公共部门投资短缺以提振增长、扩大当今中产阶级和未来子孙后代的就业选择。最后，未来子孙后代也不必承担再平衡的全部重担。
显然，协调所有这些目标是不可能的任务。平心而论，一些改革--包括税收、监管和卫生方面的措施--有助于在不给公共部门带来额外高成本的同时重新实现平衡。但这些改革不足以再平衡经济并重塑增长动能。简言之，你无法在不挤出私人部门投资的情况下维持现有的消费和福利水平，除非你认为国家借贷能力是无限的，代际负担转移也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必须做出选择。僵局也意味着选择——一个确保某个版本的现状将成为结果的选择。结果会怎样？
有人认为这需要费一番功夫。福利项目可能会被削减，但不可能减到足以抵消巨大的代际负担转移的程度。高收入范围的税收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从而为福利和再分配提供资金。避免大幅增税（和维持消费水平）的愿望几乎肯定将反映在公共部门持续短缺中，而这反过来会阻碍长期增长。
奥巴马的预算草案认识到，不可能所有目标和预期同时达到，从现在看，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分配问题，而从长期看，它是一个代际问题（也是潜在的包容性和社会稳定性问题）。这无异于要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承认并列出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确保达到这一目标的负担被公平分担——所必须的选择和权衡。
在失衡更严重，市场遭遇更多政策妨碍私人部门灵活性、流动性和活力（这些因素仍在使美国受益）的问题的国家，面临的选择更加极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增长处于负区间，年轻人失业分别高达35%和55%。诚然，这是个道德问题，但这也是个政治和社会稳定性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社会契约，社会契约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国家的角色以及关于包容性的观念。最成功的公共政策和财政选择不但要以社会契约中久经考验的价值为指导，也要适应变化的人口、技术和全球环境。
总有一天，这将意味着做出美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如果我们的选择做得不成功，增长将会遭受打击，未来分配选择将极其痛苦。
迈克尔·斯宾塞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其近著为《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