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增长率自2011年一季度以来节节下滑，持续时间之长为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有过，但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形比我国还严重。例如，巴西的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7.5%，降为2011年的2.7%，2012年的0.9%；印度的增长率则从2010年的9.0%，下滑为2011年的7.0%，2012年的5.3%。巴西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低于20%，而印度投资的占比也只比30%多一些，可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原因不在于我国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为何不管以投资作为增长主要动力或是以消费作为增长主要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都出现了增速下滑？原因有二：一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疲软，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出口增长锐减。二是，2008年以来的反周期刺激的项目已经完工或接近完工，国内投资需求下降。将因为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增长速度下降归咎于我国的增长模式也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论断。
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确实长期居于高位，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接近三分之二降低到现在的不足50%，然而这是否就是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维持经济稳定、快速、可持续发展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仍然是我国的首要任务。事实上投资比重的多寡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绩效，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所领导的增长委员会的研究，从二战后到现在共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维持25年或更长时间年均7%或更高增长率”的成绩，这十三个经济体的五个共同特征之一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在经济增长被称为奇迹的东亚经济体中，现在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居于首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高达60688美元，比美国的48112美元高了26%。日本则为33668美元，仅为新加坡的55%。新加坡的储蓄率长期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日本的储蓄率则从1990年泡沫经济破灭前的34%降低到2011年的22%，但是消费占比的增加并没有使日本经济走出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多年困境，所以，最近安倍经济学的三个主要内容之一恰恰是增加政府的投资以启动经济的增长。
提高人民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短期间增加消费也能增加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其原因在于消费的持续增加以收入增长为前提，而后者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来源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两者都必须以投资为载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要靠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来降低交易费用，消除增长的瓶颈。没有投资，就不会有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增加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继续增加，就只能靠举债，越积越多，到还本付息时，危机就来了。这次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是这样，南欧国家也是这样。2008-2012年间，我国消费年均增长9.2%，而1978-2007年间我国年均的消费增长则为7.7%，也就是在我国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受海内外非议的这段时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着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构性问题。我国确实需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解决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建立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消除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源。我国的投资在如何避免潮涌现象、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等问题上也有许多可以改善的空间。但是，把我国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货币超发、创新能力不足、污染、腐败等一系列问题都归结为投资惹的祸，因而认为我国应该放弃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改为以消费来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显然是一种头痛医脚，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主张。
在当前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通过宏观微调和鼓励民间投资来启动需求，以稳定增长速度是完全必要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内城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等方面还有许多经济和社会回报都很高的投资机会。这方面的投资既可在当前启动需求，消化过剩产能，提高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收入和消费；建成后还可提高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和质量以及经济运行的效率。上述投资在我国仍将会是一个一举多得，有利当前和未来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