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巴拉萨效应的中国故事

    巴拉萨效应为什么能够解释人民币汇率早先长期贬值，升值压力在过去十余年前才展开的现实
　　前两周专栏提到，巴拉萨效应模型或许能为“周小川猜测”提供实证检验的理论框架。
　　从已经发表的文献来看，国内学界从巴拉萨效应的角度研究人民币汇率，是进入新世纪后比较晚近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有关研究观点较多认为巴拉萨效应不适于中国。要让巴拉萨效应这个理论在中国落地，还要解决一些认识难题。
　　国内较迟重视巴拉萨效应理论比较容易理解。巴拉萨效应直接解释国际相对价格差异，引申解释经济追赶国际货币的实际升值趋势。人民币早先长期贬值，升值压力在过去十余年前才渐次展开，此前解释升值问题的需要并不紧迫。另外，巴拉萨效应不属于有关领域经济学教科书普遍介绍的标准模型，早先国内学界对其了解与关注得比较有限。
　　2003年后，以巴拉萨效应为视角分析人民币汇率的观点与文献不断增多。在否定巴拉萨效应解释功能的意见中，两种观点影响较大。一是认为中国农民工工资长期不变，违背巴拉萨模型假设的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变动的条件；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一直高增长，然而本币汇率长期大幅贬值，因而模型不适用。乍听似乎言之成理，仔细考察后都需商榷。
　　“农民工工资长期不变”——专家学者、博士论文甚至高考政治课复习资料都这么说，然而仔细追踪其出处却来历不清。有鉴于此，我们2010年承担有关部门的就业研究课题，特意把整理农民工的工资时序数据作为子课题。广泛搜求并仔细梳理相关数据资料，发现改革时期中国农民工工资其实一直在增长，平均年增速约为9.7%。不同时期的增速确有较大差异，如世纪之交前后宏观通缩特殊环境下的名义工资增速大幅下降，实际工资近乎停滞（参见拙文“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七期）。
　　巴拉萨教授的论文确实假设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然而这只是为了方便阐述其中心分析思路而采用的技术性假设。中国工资几十年不变的说法不符合现实，退一步看即便农民工工资真的像刘易斯“农业零值劳动”假说那样长期不变，生产率追赶伴随的单位劳动成本降低也会推动名义汇率升值以实现实际升值，反而会增加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解释作用。可见，以工资不变为依据否认巴拉萨效应的可借鉴性，在事实证据与分析逻辑上可能难以成立。
　　另一个质疑观点涉及的问题略微复杂一点。由于度量巴拉萨效应理论所要求的生产率相对增长指标往往面临数据困难，国外经验研究较多以人均GDP增速差异作为相对生产率变动的代理变量。质疑巴拉萨效应适用观点与这个权宜性计量方法有关：既然中国人均GDP一直持续相对增长，人民币持续贬值说明理论不适合中国。不过从以下两方面情况看，上述质疑观点同样由于理解过于机械而有失偏颇。
　　其一，前文讨论过，计划体制下汇率高估与价格压抑，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步释放为汇率贬值压力。贬值部分原因提示模型运用到中国的初始条件不同，并非理论本身不适用。
　　其二，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崛起，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武器”，这意味着要素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转移配置对经济增长贡献大。改革开放冲破过去的二元结构壁垒，使得原先在农业部门低效配置资源转移到效率较高的制造业等非农业部门，就足以推动经济高增长，并不注定需要制造业作为可贸易部门整体劳动生产率快速追赶。
　　笔者与刘鎏2007年发表拙文“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经济学季刊》第六卷第二期），借鉴任若恩教授、伍晓鹰教授等学者有关上世纪80年代中国部门增加值核算的重要成果，估算与巴拉萨效应理论要求一致的相对生产率指标时序数据。结果发现这个指标在改革开放最初十多年其实下降三成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持续上升。相对生产率“先降后升”，从巴拉萨效应视角为“周小川猜测”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支持。可见，对巴拉萨效应适用性第二点质疑的偏差，技术根源在于“理论变量与度量指标匹配失当”。
　　马克思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在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运用巴拉萨效应理论至少需注意两点：一是厘清巴拉萨效应倚重的相对生产率指标“先降后低”的经验事实；二是重视中国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与体制背景。澄清这些认识疑点后，人民币汇率长程演变轨迹，即呈现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巴拉萨效应故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