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放眼全球，持久的失业、技能失配和退休框架已成为财政政策的核心，也是动不动就激烈上演的围绕财政政策的政治争论的核心。发达国家面临着迫在眉睫的“老龄化”问题，但大部分新兴国家也处于人口结构转型中，不出二三十年便将步入与发达经济体相似的年龄结构（即倒金字塔结构）。事实上，中国达到这一步会早得多。
诸多问题影响着就业。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仍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起着主要作用。但更长期的结构问题也在压抑着劳动力市场。
最重要的是，全球化导致了比较优势的持续变化，由于新活动所创造的就业不足以补偿旧活动损失的就业，于是形成了严重的调整问题。无论如何，大部分新岗位需要不同的技能，这意味着因行业衰落而失业的工人难以找到新工作。
此外，技术进步变得越来越“节约劳动力”，从超市到汽车流水线，电脑和机器人取代了人工。由于宏观经济前景波动不已，许多企业不愿意招聘新员工，这导致全世界年轻人失业率高企。
与此同时，老龄化——以及相应的老年人健康支出成本——构成了高龄社会的主要财政挑战。但在本世纪中叶，60岁年龄段的预期寿命将比二战后时期增加十年，而当前的退休年龄就是那时候制定的。
对当前安排予以微调不可能足以应对技术力量、降低社会紧张和年轻人恐慌，或解决日益增长的财政负担。必须对工作、技能形成、退休和闲暇予以彻底的重新评估，任何全面的改革都必须包括几大原则。
首先，技能形成和开发必须成为一生的过程，从正式入学开始，并在一生的时间里参与数次在职培训和脱产全职教育。年轻人特别干预计划应该成为支持就业和职业形成的公共支持的常规部分，在职业生涯刚开始的一两年中，应该免于缴纳社会保障费用。
第二个原则是退休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50岁之前，人们每年平均可以工作1800-2000小时，60岁出头时可以降低到每年1300-1500小时，在70岁时再降低到每年500-1000小时。比如，医院护士、飞机空乘和初中教师可以每周五天工作到近60岁，每周四天工作到62岁，每周三天工作到65岁，然后每周两天工作到70岁。
雇主和工人应该就这一灵活性进行谈判，但政府应该提供激励和财政支持——比如可变的社会保障和所得税。带薪假期可以每年3-4周直至45岁，然后逐渐增加，到近70岁时达到每年7-8周。母亲和父亲的育儿假较短的国家（比如美国）应该增加。
公共政策还应该鼓励扩大个人选择范围。比如，每隔十年，工人应该能够参加一年的正式学习，其中三分之一的费用由雇主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由公共资金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由个人储蓄承担（具体比例可以随收入档次调整）。
总目标应该是建设这样的社会：只要身体健康允许，公民可以工作和纳税到将近70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环境应该根据个人状况增加弹性。事实上，在很多情形中，渐进、弹性的退休不但有利于雇主和政府，也有利于工人本身，因为继续工作通常可以带来个人满足感和有益于身心的社会关系。
我的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同事格雷厄姆（CarlGraham）和尼科洛娃（MilenaNikolova）通过盖洛普全球民调（GallupWorldPoll）的数据发现，最幸福的人群是那些自愿参与兼职工作的人。作为延长工作寿命的交换，公民终其一生将拥有更长时间的闲暇和技能形成，有利于生产率和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21世纪上半叶的新社会契约必须兼顾财政现实、个人偏好的巨大空间以及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对个人情况和经济波动的冲击的保护。许多国家正在朝这个防线努力。它们的步子迈得不够大。我们需要对教育、工作、退休和闲暇来一个全面的、革命性的再安排。
克马尔·德尔维什（KemalDervi）是前土耳其经济事务部长，前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署长，现为布鲁金斯研究所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