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全球经济危机是如何发生的。首先是银行过度贷款给房地产市场。随后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银行破产，这是因为银行业已经全球化而大银行之间都彼此持有对方的不良贷款。银行破产导致信贷危机。贷款枯竭，经济开始萎缩。
于是政府出手拯救银行和经济，从而产生主权债务危机。由于每个人都忙于减少债务，经济就无法复苏。世界上很多地方--尤其是欧洲，当然也包括受影响稍微没这么严重的美国，仍身陷于半衰退之中。
那么我们如何从这种萧条中走出来呢？比较多的讨论是要进行财政紧缩还是要经济刺激。“紧缩派们”认为只有平衡政府预算并减少国家债务才能重振投资者的信心。凯恩斯主义者们则认为如果不实施大型财政刺激--也就是在短期内故意提升赤字--欧洲和美国经济将会在未来几年继续陷在衰退中。
我也认为要从危机中恢复需要财政刺激。但同时我认为货币政策，即使是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也无法达到这种效果。尽管央行注入了数千亿的现金，商业银行仍没有多少信心来创造足够多的信贷以让经济回复到充分就业和危机前的增长趋势。我们也再一次明白到央行其实也无法任意创造出它们所期望的信贷水平。
所以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和其他人一样，我会支持扩大财政赤字，而不是缩小。我之所以提倡这种政策，是出于老式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我们当前的总需求不足；财政乘数是正的；当前一两年内减少私人和公共债务最有效的方式是采取措施提高国民收入增长。
但紧缩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之间对如何鼓励持续复苏的争论其实会与别的争论之间产生相互影响。简而言之，我们想要怎样的后复苏经济？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正是经济变身为政治经济之处。
那些认为危机爆发前除了银行在疯狂放贷之外经济一切都好的人相信未来要防止这样的危机只需要进行银行业的改革。新的改革正道是央行对商业银行进行“宏观审慎管理”。有些人会进一步将这些商业银行国有化或解散这些银行。但他们对改革的视野同样是局限于银行业，他们几乎不会去想是什么因素促使银行表现得如此恶劣。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银行过度放债看作更深层次经济缺陷的表现。经济学家托马斯·帕利（ThomasPalley）将其视作一种抵消收入差距扩大的手段，利用廉价信贷来代替失败的社会民主福利。所以改革需要对财富和收入进行重新分配。
重新分配措施与财政刺激政策相互配合得很好，因为人们期待它们能够在短期内提高总需求（低收入家庭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并在长期将经济对债务融资的依赖最小化。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一开始损害了商业阶层的信心，但这种损害将会被更高的总体消费前景所平衡。
另外一些人认为我们不仅应该尝试调整贫富之间的财富分配，同时也要从高资源耗费型向节能型转变。绿色经济议程的前提是我们已经达到我们当前经济模型的生态极限，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减少使用不可再生能源的生活方式。
所以刺激政策的目标应该不仅在于刺激需求本身；相反，它们应该将精力集中在刺激人们对生态型经济的需求。比如，环保主义者提出在大城市成立市立免费运输。总体而言，他们认为我们需要更加关心地球，而不是要更多的车，所以经济刺激支出应该用于保健、教育和环保。
事实上任何由财政推动的复苏政策必然会有改革派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紧缩主义者如此反对它，也是为什么即使是那些接受财政刺激理论的人也会坚持通过单独的货币政策来实施。
将经济从高耗能型调整到节能型--从个体到公共消费--必然会改变经济政策的目的。GDP增长最大化将不再会是最重要的；相反，最重要的应该是我们想要叫做“幸福”、“康乐”或“美好生活”的事物。
而最激进的情况，莫过于危机前的经济崩溃并非源自于那些可以预防的银行业失误，而是钱已经成为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因此我们虽然应该积极寻求经济复苏，但不可以再去复制过去结构性缺陷的方式。
正如达·罗德里克（DaniRodrik）所说：“如果经济只不过是利润最大化，那它也只不过是工商管理而已。经济是一门社会科学，而社会除了市场价格外，还是存在其它经济核算手段的。”
罗伯特·斯基德尔基，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