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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寻求中国改革逻辑 赶紧过河上岸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深层次矛盾愈发突出,社会各界期待新一轮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最近,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的新书《改革的逻辑》为我们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思考改革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养分。这本300多页的著作将作者近年有关改革的文字汇集一册,洋洋洒洒,几乎涵盖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中国经济走过的路径,改革的得失以及当前面临的困境等,也为我们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素材。

  提到改革,首先要确认谁是改革的主体。换句话说,谁是改革的首创者?谁能担当和肩负起改革的重任和使命?是政府吗?还是民间的力量?这无疑是谈论改革逻辑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周其仁教授是一位关注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尤其对于中国农村问题非常熟悉。在《改革的逻辑》中,许多史实可以说是随手拈来,随处可见。这种看似不经意的安排,其实都有作者的匠心独运在里面。这对于论证和说理是非常有帮助的,读者往往在不知不觉间便接受了作者的主张和论断。例如,30多年前的中国改革始于农村包产到户的承包制,而承包制最初源于偏远的安徽农村,那时,实施承包制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参与承包制的农民通过按手印的方式开启了中国改革的“阀门”。“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第55页)”。包产到户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最初的改革尝试。这种尝试的成功直接推动了之后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出台,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等等。

  上述颇具说服力的例子不仅昭示出改革的主体,明确了改革的推动者和执行者,而且还揭示出,成功的改革,其首创者往往既不是来自顶层的英明设计,也不是来自上级领导的正确决断,而是来自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创举,来自低层民众的聪明和智慧。正如《改革的逻辑》明确指出的,“从认知的角度看,实践理性永远比少数精英规划、设计的理性更为可靠”(第350页)。

  有人曾将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经验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即“摸着石头过河”。其仁教授对“石头”进行了诸多形象比喻,他提到“现在水面上露出的石头其实不少,坚持改革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反应。当然,飞过来的石头也要调查、研究、估量、权衡,还要好好摸,要有通盘的考虑,分清轻重缓急”(第355页)。显然,这些“飞过来的石头”正是“不期而遇的遭遇战”(第355页),也是未来中国改革的阻力所在。

  在国际学术界,“摸着石头过河”不仅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注脚,而且还经常作为中国发展经验来加以提炼和推广。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经验不足,无多少先例可循,那么,摸石头过河在当时实属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那时的改革好比黑昼中摸索前行,除去智慧以外,胆子肯定是需要的。改革之路上的曲折迂回甚至挫折是在所难免的。好在,尽管我们步履蹒跚,但步伐并未停止,一直都在前行的路上。

  如今,30多年过去,中国经济早已今非昔比,改革不仅给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境遇带来了巨大转变,而且中国社会也形成了诸多庞大的利益集团,如具有垄断性质的国企等,他们依靠其顽固不化的垄断地位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这些集团实际上成了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许多学者注意到,过去10多年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倒退,都与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和阻挠难脱干系。因为要想推进改革,必定会触及这部分人的利益,他们是不愿意别人动他们的奶酪的。有学者将这种情形比喻为:他们摸石头摸上了瘾。更令学者们担忧的是,这些人及其代言人已着手推动立法等法律程序,企图将目前这种情形加以固定,以便达到长期霸占高额垄断利益的目的。其仁教授对这种状况也表示出了忧虑,如“慢慢摸石头”将导致“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可能“大麻烦在后面”(自序部分第X页,第XII页)。

  其实,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尤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借鉴和学会了许多国际公认且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管理国家经济的方法和体系,20年前核算我国国民财富的方法由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转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即为一例。依照国际惯例办事一度成为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官员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曾是新闻媒体的热门词汇。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也是我们重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这种融入意味着我们必须摒弃过去无法与国际接轨的老套作法,取而代之的是按照国际惯例管理我们的经济,而国际惯例正是无数国家历经磨练总结出的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制度安排。事实表明,这样做既是大势所趋,也能够赢得最大的国家利益,而且国民的福祉也能得到改善。

  暂且不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是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摸石头过河已经上瘾,死活不愿上岸,如果我们假定过河即到达彼岸是我们的改革目标,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抓紧时间过河呢?因为河中的各种暗礁正在阻止我们前行,而河的彼岸就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许,一种新的改革逻辑是,这世上本就有桥,我们只需尽快上岸,从桥上过河即可。这里的“桥”不过是实现市场经济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迄今,人类社会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已进行过上百年的探索和实践,早已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和作法。这些由全人类共同创造和形成的知识财富不应也不该与任何意识形态挂钩,他们应该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情形。那种过分强调中国特色,排斥和拒绝他国先进作法的人,要么是别有用心,要么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因而都是不足取的。

  与在河里长期不上岸比较起来,从桥上过河无疑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当然也更加大胆,需要小心细致地推进。毕竟,在河里“玩”并不是我们的长期目标,即刻上岸,斩断河中束缚我们上岸的各种羁绊,应该是一种解决办法。不过,“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都寸步难行”(第10页)。如果我们能够放弃那些过时的观念,处理好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那么,加快改革步伐仍是大有可能的。当然,改革带来的阵痛肯定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有短暂的痛就迟迟不动“手术”。当年,我国福利分房制度的改革不是一样有阵痛吗?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痛其实真的不算什么。更何况与10多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在物质上已经有了充足的积累,应该可以支付得起改革所需要的“手术费”。

  我曾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学术活动上领教过其仁教授的风采。早就听说周教授学问深,课讲得好,现场一听果然名不虚传。后来我又在一次工作午餐上与其仁教授相邻而坐,席间我不时向他请教。其仁教授平实的语言,风趣幽默的谈吐,抑扬顿挫的语调,率真的性格,海阔天空的话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句话,听其仁教授“讲道理”很过瘾,很享受。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能从《改革的逻辑》中捕捉到与我一样的感受。

  (注:《改革的逻辑》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王军,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目前就职于天则经济研究所,任国际合作部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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