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货币政策如何“破局”？

    2012年已过去四分之三了，由于QE3和中日钓鱼岛之争，让本来低迷的经济走势更加扑朔迷离，CPI面临上行压力，宏观调控两大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面临着左右两难的局面。
    一、经济继续在谷底运行，拐点出现时间延长
    一是PMI指数继续恶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8月份PMI为49.2%，是PMI指数自去年11月以来首度跌破50%，创9个月新低。而汇丰8月份PMI初值为47.8，创下9个月以来的新低，终值下滑至47.6，创下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汇丰本月20日公布的9月PMI初值为47.8，虽比8月份47.6的终值小幅回升，但9月制造业产出指数初值为47.0，创下10个月以来最低。这些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经济并未触底。
    二是用电量继续低迷。电监会公布的8月份电力工业运行情况监测报告指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449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58%，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5.5个百分点。全国31个省市中，6个省份出现负增长，较上月增加2个省份；而且，中部用电增速在连续3个月回升后又现下行走势。9月上旬日均发电量也不理想，经济企稳信号并未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放缓或仍将持续。
    三是美国重返亚太，地区不稳定性因素增加。以下事实表明中国正在崛起，尤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大。
    1、人民币开始走向国际化。网传“中国开始用元结算石油出口，美元不再是单一石油结算货币”，虽然有不少专家学者和不少媒体指出这是一条假消息，中石化也已出面澄清，但他们也指出，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进出口早有探讨，而且也不排除中国石油出口用人民币结算的可能性，虽然我国石油出口量不大；另外，今年5月，伊朗再次受到美国制裁后，有消息称，在中国与伊朗每年进口的300亿石油中，除一部分进行的是易货贸易外，伊朗开始接受中国以人民币对进口自伊朗的石油进行结算。更值得注意的是，尼日利亚央行行长去年宣布，从2011年四季度起，把10%外汇储备转换成人民币，并表示正考虑在中尼石油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可能性。
    2、中国与东盟10国建成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将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3、据报道，经济总量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中日韩三国年内将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这一决定被温家宝总理称之为“一个重大战略决定”。
    4、中日实现了双边贸易的货币互认。人民币和日元之间实现直接交易将不仅使美元在结算中所占的比例下降，而且“直兑”将进一步促进中日双边贸易及投资交流，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又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日元和人民币直接兑换渠道的建立，意味着新兴市场的交易将大量“绕过美国”，预示着美元影响力下降。
    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自然不甘落后，于是百般捣事，挑起事端，诸如黄岩岛、钓鱼岛之争，甚至连太平洋岛国峰会，也派代表参加，等等。地区的不稳定性增加，必然对地区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
    二、通胀有可能抬头
    2012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0%，虽然仍处于较低水平，但部分食品价格的较快上涨，以及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明显反弹，不排除输入型通胀再次发生。
    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给了国际资本以做空中国的机会，国际游资应该不会像2009年那样大量涌入中国，国内资产价格是否会像2009年那样暴涨有待观察。
    三、货币政策效应发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应对经济下滑，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措施不外乎降准和降息，以期扩大信贷投放量，但这一政策效应的威力正在受到限制。
    政府扩大信贷投放量的愿望遭遇了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矛盾，很难出现2009年那样的信贷大井喷。
    很多专家学者希望中国人民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前提条件是商业银行缺少流动性，但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并不缺流动性，缺的仍然是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需求。
    如果QE3再次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输入型通胀再次发生的话，中国央行将不得不再次升息，而不是降息，这对提振经济无疑是一个重大伤害。 
    四、财政政策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是减税，二是扩大投资。但现阶段全面减税不太可能，因为减税需要有足够的家底，但１至８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82330亿元，同比增长10.8％，比去年同期回落了20.1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幅同比回落19.4个百分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8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今年以来首个负增长，增幅同比下降6.7％。《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发展期，财政收入的低增长也将成为常态。因此，如果全面减税，将更加加剧财政紧张局面。
    因此，政府最有可能的选择依然是扩大投资。但中央政府不可能像2009年那样，能够拿出4万亿（温总理说只有1万亿节余了），因而新一轮投资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故国家发改委在一个月内就批准了8000万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虽然地方财政收入仍在增长，但土地财政改变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受到了较大局限。如果完全由政府投入，只能靠增加税收。但这又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伤害度。
    五、如何“破局”？
    1、适时降息应该是正确选择
    美国推出QE3，新的一轮流动性泛滥开始，为了防止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减小国内、国际利差是必要的选择，故适时降息应该是正确选择，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未抬头或在实际利率还为正的时候，应该适时降低利率。否则，一旦国际热钱开始大量流入中国，通胀上升，不但降不了息，而且央行还将被迫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新一轮紧缩就将开始。这样无疑给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那时，货币政策就真的面临“两难”：一方面经济停滞，一方面通货膨胀，收也不是，放也不是。
    2、通过发债扩大投资会是地方政府最有可能的选择
    在新一轮政府投资中，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力。但地方政府的投资应该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这将会带动银行信贷投放的加快，改变目前因企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带来的银行信贷投放不足的困境，因此，银行的公司业务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将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数量和影响深度。
    地方政府投资的另一主要资金来源就是发债。据报道，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在由麦肯锡、哥伦比亚大学和清华大学发起的“城市中国计划2012年年会”上表示，中国持续的城市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融资支撑，应该为市县政府发行债券提供一个制度通道。因此，地方债将会有较大的发展，债券市场将会进一步发展，银行承销债券或者从债市中能够获得更多非息收入。
    此外，虽然全面性减税不太可能，但结构性减税是有可能的。温家宝总理说，“7月底政府收支相比还有一万亿的余额，历年结余的还有一千多亿的稳定调解资金，我们将适时地把它作为预调微调的措施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其实这1万亿节余，与其用于投资，不如用来冲抵因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的减少。因为用于投资，有可能投到没有效率的行业或企业，而用于减税，一定是支持了那些有活力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