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福德·德隆：美国变了吗

    1835年，法国政治家和道德哲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他觉得法国正陷入大麻烦中，可以从美国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要是他看了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共和党全国大会，就不会持有如此观点了。
　　对托克维尔来说，法国先是被专制的波旁王朝攫取了中央集权，接着又受到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折腾，于是新封建秩序被摧毁殆尽，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都没有留下。几十年后，新秩序仍有待建立。
　　至少在托克维尔的想象中，生活在旧秩序下的人始终热衷于保护他们特有的各种自由，唯恐失去独立权。他们明白，他们身处一张由义务、权力、责任和特权编制而成的秩序之网中，这张网就像法兰西一样大。
　　但是，在1835年的法国人中间，“自利主义”已经带来了“一种毫不逊色的盲目”。“打倒了贵族”的法国人“心满意足地看着留下的废墟”。
　　针对1835年的“病态”法国，托克维尔用健康的美国作为对比。在美国，关于应该追求自我利益的观点也像法国一样流行，但两者并不一样。
　　他认为，不同之处就在于，美国人明白自己无法在四邻萧条的情况下独自繁荣。因此，美国人虽然追求自我利益，但是以一种“正确理解”的方式在进行。
　　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热衷于解释，为自己打算怎样能不断地促进互助，并促使他们愿意牺牲部分时间和财物去创造共同福利。”相反，法国人面临这样一个未来：“很难预测他们的自负会把他们引到何等愚蠢的程度”，以及“他们会让自己陷入怎样的耻辱和不幸，唯恐自己不得不牺牲一些自身福利来为同类造福”。
　　在托克维尔看来，1835年法国的病根在于，波旁王朝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指令控制型政府，而美国的健康来自它自下而上的草根民主政府。托克维尔认为，应该给予地方社区足够的权力决定自身事务，这样人们“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将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连在一起的紧密纽带”。“地方自由让大量公民开始重视邻里和家族影响，永久地将人们团结起来，让他们不得不互相帮助，尽管各人的性格癖好各不相同。”
　　托克维尔的不朽名著距今已经将近两个世纪了。公共利益和美国人的私人利益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尽管他们的私人利益往往系于开曼群岛的某个邮政信箱。事实上，在过去一代人中，没有哪笔私人股权财富不是通过投资，或与这个繁荣的北大西洋世界经济产业核心做交易得到的。
　　但是，个人和隔壁邻居联合起来，采取共同政治行动改变生活的机制被大大削弱了。如果说，密苏里州堪萨斯城30街区的溪边“光纤宽带小区”的1000户人家中有25%预先订阅，那么谷歌将会立刻为所有1000户家庭提供价格极低、速度极快的互联网服务，那也只是这一规则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外罢了。
　　而坎帕共和党大会意欲庆祝这一规则——这无异于是在宣布托克维尔所看到的美国已经不复存在：美国人不再相信富人之富是建立在其他人共富的基础上的，相反，富人之所以致富，仅仅是因为自身的运气和努力；富人——只有富人——“创造”了他们自身；牺牲他们的部分私人利益支持公众利益的意愿会破坏顶层1%富人的灵魂和财富。
　　也许道德和知识趋势会被逆转，而美国也将继续因托克维尔两个世纪前所观察到的原因而出类拔萃。否则，托克维尔肯定会说，今天的美国正如当年的法国，主要区别只在于如今很容易预测“他们的自负会把他们引到何等愚蠢的程度”，以及“他们会让自己陷入怎样的耻辱和不幸”。
　　作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