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林毅夫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之职，从华盛顿回到北京大学朗润园，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的身份重执教鞭。
在世行工作4年间，他是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首席经济顾问，同时分管发展经济学研究。基于在全球的深入调研与学术思考，林毅夫进一步完善了落后国家后发优势理论，并将其升华为“新结构经济学”。他希望通过这一学说，在新古典经济学“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创新引入“结构”概念，坚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其比较优势决定于各自的要素禀赋的一贯主张，为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增长开出新药方。
归国三个月后，林毅夫把在世行4年间的研究成果陆续结集出版，《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从西潮到东风》等著作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亦引发一些学术争论。在《从西潮到东风》一书中，林毅夫系统剖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通过“超越凯恩斯主义”，提出“大规模实施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为贫穷国家带来新机遇，为发达国家走出危机创造条件”等政策主张。他还在凯恩斯“班柯”货币假说的基础上，提出创立以纸黄金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改革构想。
书中贯穿着对既有经济理论、危机成因的颠覆与纠偏，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就此论点，林毅夫曾和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比如斯蒂格利茨、加里·贝克尔、佛格尔、赫克曼、麦尔逊等展开学术争论。
几个月来，林毅夫还在公开场合多次阐明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的观点。他认为，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主导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总体上利大于弊；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事实，中国现阶段仍需以投资为主才能追赶发达国家；比照日、韩、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的发展经验，中国大陆未来20年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
金秋时节，林毅夫两度接受《财经》专访，就新结构经济学、金融危机成因、“新马歇尔计划”、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发展道路等议题进行系统阐释。他期望以老子的“常无”心态审视世界，以免有“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之憾。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他认为，发达国家的一些既有经济理论，并不完全适合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照搬，更何况发达国家的理论本身也不断在发展，旧理论不断为新理论所扬弃。
上篇：寻求增长新动力
失衡之源
《财经》：你在最近出版的《本体与常无：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一书中提出，应以“常无”心态研究经济学问题，为什么研究经济学要持此心态？
林毅夫：这本书是谈方法论的。从1995年开始，我就提倡中国经济学研究必须本土化、规范化，然后是国际化。
理论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理论首先必须内部逻辑达到自洽。所有理论都在解释现象背后几个变量的因果关系，理论的推论必须跟要解释的现象一致。自然科学的证伪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它可做可控试验。社会科学的证伪要难一些，在这一过程中，各种质疑、争论都在所难免，这也是证伪的过程。
关于2008年这一轮金融危机的成因，国外的理论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源于国际的贸易不均衡，而贸易不均衡则是由东亚经济所致。目前有多个理论假说。包括：东亚出口导向战略；为自保，依赖出口积累大量外汇；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这些理论在逻辑上都能自洽。但是，我们还可以构建几个理论假说，诸如：美国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和低利率，引发房地产泡沫和过度消费；或是，中国面临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必然增加储蓄；大国经济结构扭曲，诸如此类。因此，不能因为一个理论逻辑自洽就认为它是对的。
《财经》：在分析本轮金融危机成因时，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受到的非议最多。在你看来，这些批评虽然逻辑自洽，但与现实不符？
林毅夫：一些学者提出，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中国累积了大量外汇，并以此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债，压低利率，无形中鼓励了各种投机，包括吹大房地产泡沫。另外，长期以来，东亚经济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加上东亚各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缺乏外汇的教训，造成出口攀升，贸易积累过多，种下了危机的恶果。
这些学者只看到问题的一部分，此谓“瞎子摸象”，甚至有些人知道问题并非源自东亚，只是出于政治利益考量，此谓“指鹿为马”。
《财经》：实际上，东亚和中国并不是本轮金融危机的主要成因？
林毅夫：我认为，上述只是现象的一面，而非成因。
东亚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并非近10年的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的日、韩、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但全球出现贸易失衡只是这几年的事情。不能用一个已经用了五六十年的战略来解释这十年发生的事情。
如果说，国际贸易不平衡是东亚为了积累外汇而“自保”的结果，那又如何解释发生在日本和德国的情况？日元和欧元都是国际储备货币，完全可以靠印钞票来支付各种需要，并不需要靠积累外汇自保。但新世纪以来，它们的贸易盈余增加幅度与东亚经济体相当。以日本为例，1993年-1994年的外汇储备约1000亿美元，2006年则增至1万亿美元。这些完全没有自保需要的国家，外汇储备何以增加如此之多？可见，上述理论并不具有说服力。
《财经》：中国在新世纪伊始加入WTO后，贸易顺差的确大幅上升，进而加剧了国际贸易的失衡。
林毅夫：国际上对此的一个重要解释是人民币币值被低估，这最早是日本学者在2003年春提出的。当年秋天，美国加入这一“合唱”。但是，中国大陆当年的贸易顺差比1997年和1998年都要少。而在1997年和1998年，国际社会大多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高估。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中国大陆对美的贸易顺差大幅扩大，是2005年之后的事，但在2005年至2008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了20%左右，按理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应该大幅减少，但2005年－2008年中国的贸易现状却正好相反。
上述三个假说都认为全球贸易不均衡，美国贸易逆差扩大源于东亚。那么，与东亚经济竞争的其他国家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的占比应该减少。但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和东亚的贸易逆差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51%，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这一占比缩减为38%。所以，造成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和全球贸易不均衡的原因并不在东亚。
《财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需求强劲。近10年间，美国需求进一步放大，是国际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林毅夫：美国最近几十年来不怎么生产一般消费品，这部分需求先从日本进口，后到亚洲四小龙，再后来转到中国大陆，这是美国对东亚逆差比较大的根源。但是新世纪以来，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则是由于美国国内新的政策造成。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监管开始放松，欧洲也是如此，允许金融高杠杆运作，增加流动性。加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联储在18个月内26次降息，进一步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产生了财富效应，鼓励家庭过度消费。同时， 因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财政赤字也大增。这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大量扩大的真正原因。
美国的贸易逆差能够维持如此长的时间，是因为美国是国际货币储备国，可以印钞票来支撑各种购买、服务和还债。否则，美国必然会出现外汇短缺，过度消费根本无法持续。
除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外，高杠杆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巨大流动性也造成大量资本外流。全球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外流在2000年只有2000多亿美元，2007年增长到1.2万亿美元。与此对应，并非国际货币储备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从2000年的不到1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近6万亿美元。
除了货币美元化的国家，这些从贸易盈余或资本流入所积累的外汇难以在国内流通。因此，不管是私人拥有还是作为国家外汇储备，只有两种选择：一是锁在保险柜里，没有任何回报；另一种是投资于以美元为国内货币的国家，当然就是美国了，但这不是美国家庭过度消费的因，而是美国过度消费和流动性过剩、资金外流后的果。
所以，贸易不平衡也好，地产泡沫也罢，或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国内角色和国际角色之间产生了冲突，只考虑前一方面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
宽松只是“镇痛剂”
《财经》：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联储连推三轮货币量化宽松（QE），欧日亦在量化宽松，发达经济体利率已降至最低，但这未能阻止全球经济二度放缓。
林毅夫：当前的焦点是欧洲债务危机。“如果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得不到欧盟必要的短期援助，马上就会崩溃，其影响可能比雷曼兄弟倒闭对全世界的影响更大。
但是，即使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这些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提供必要的短期援助，它们如果不进行内部结构性改革，降低工资、减少福利水平、金融去杠杆，这些援助只能是短期见效的止痛药，短则三月，长则九月，危机还会以更严重的方式卷土重来。
在低利率和量化宽松的推动下，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已经恢复到1998年以前的水平，甚至更高，但实体经济并未恢复，这一点投资者心知肚明。
如今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普遍过剩，低廉的资金不会流向房地产，而会流向股票市场。在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下，这会造成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泡沫不断发生、破灭。此外，过剩的短期资金也会大量流向国外，不仅炒高石油、粮食价格，还会有不少投机性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股市、房市，推高汇率。
高汇率会影响出口，当实体经济增长减弱，高企的股市、房市就会变成明显的泡沫。而泡沫总会破灭，从而投机资本开始唱空，游资大量抽离。这种资金的大量涌入和涌出，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巨大波动，给宏观决策带来困难。
未来10年、20年，国际经济可能出现所谓的“新常态new normal”，即经济增长率非常低、货币非常宽松、投资风险大但回报较低。
《财经》：看起来不太乐观。我们曾采访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芝加哥大学教授古尔斯比，他认为货币宽松无济于事，唯有结构调整方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问题。
林毅夫：可是结构调整面临诸多困境。首先，结构调整在政治上难以推行。结构性改革固然在中长期能够提高增长率、竞争力、生产力，但是在短期内会减少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增加失业率。而发生危机的国家失业率已经非常地高——西班牙失业率达到23%，年轻人失业率更是达到50%以上。
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如何推行增加失业率的改革？即使政府咬紧牙关推行结构性改革，由于失业率增加，社会开支必然会增加，经济增长率减少，政府的税收又减少，政府财政赤字继续增加，金融市场会对政府的还债能力产生怀疑，政府公债的利息负担也会再加重，这难以持续。
另外，“发生危机的南欧国家没有自己的货币，无法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创造需求并增加就业的道路来缓解危机。即使欧元贬值，也会碰到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竞相货币贬值。前一阵，欧洲中央银行刚宣布要无限制购买政府公债，以增加货币供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马上表态美国也会这样做。美联储QE3推出之后，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和澳大利亚央行也加入“战团”，这就是货币竞争性贬值，结果大家都没有办法通过货币贬值走出危机。
《财经》：因此，镇痛剂只能是把矛盾往后推？
林毅夫：往后推的结果是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深重。政府债务在高失业率、高社会支出的状况之下，会积累得非常快。比如日本在1991年积累的政府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现在已超过230%，美国也达到了100%。
启动新马歇尔计划
《财经》：山穷水尽疑无路，能否寻找新路径走出“新常态”困境？
林毅夫：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是否能走出“新常态”的困境，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危机既然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应采取全球反周期的“超越凯恩斯主义”措施，即全世界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能消除增长瓶颈、短期能创造就业、中长期能够扩大提高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以增加需求。如果规模足够大，其效果可以等同于过去单个国家在危机时实施货币贬值的效果，给发生危机的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
《财经》：但一些学者担心，“寅吃卯粮”终究会被清算。
林毅夫：传统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很大质疑。当失业率高的时候，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挖洞补洞”创造就业，这叫做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但政府债务会因此增加，将来要靠税收增加以偿还现在的债务。老百姓预期将来税收要增加，当前即使有就业有收入，为了平滑消费也要开始增加储蓄。政府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公共负债不断增加，但是社会总需求并没有增加，危机依然走不出去。
我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关键是怎么把公共债务用好，提高它的质量，短期创造需求、创造就业，从长期看不是“挖洞补洞”，而是用来消除一个国家增长瓶颈。这样，这种有效投资不仅短期创造就业、创造需求，从长期来看，生产力、生产率跟增长率也都会提高，政府税收就会增加。通过生产力、生产率、增长率提高所增加的税收偿债，老百姓负担就不会增加，政府才能创造就业、创造家庭收入，老百姓才敢花钱，各种需求因而增加。
《财经》：投资于那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瓶颈、环境瓶颈的项目，是因为边际收益更高？
林毅夫：是的，边际收益完全不一样。举个例子，纽约到华盛顿的铁路220英里，火车要走三个小时，如果是高铁的话一个小时就到了。从三个小时缩减到一小时，效率提高了不少。但和非洲一些落后国家没有铁路相比，同样建高铁，回报孰高孰低？
《财经》：包括非洲在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将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怎样的贡献？
林毅夫：欧洲委员会估计，未来10年欧洲向基础设施投入约2.8万亿美元。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测算，美国在未来5年需要2.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世界银行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每年1.5万亿美元。其他测算数据更高，仅印度在未来5年就需要1万亿美元，拉丁美洲到2030年的电力需求约为430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约为每年7500亿美元。
麦肯锡公司预测，为应对持续投资不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扩大、城市化的加速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亚洲未来10年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将达到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将会使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过剩产能有了去处。
1947年，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为“二战”后欧洲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物质保障，引领了欧洲的复苏。现在如果启动新的马歇尔计划，模拟测算表明，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应增加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7%，全球GDP增长2%。全球经济将从“新常态”走向“新新常态”，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增长率的同时，发达国家将恢复稳健增长，从而为结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
《财经》：不过，新马歇尔计划似乎应者寥寥？
林毅夫：2010年G20首尔峰会发布了“首尔共同增长发展共识”，九条措施中的第一条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入。但是，当时主流意见认为，全球经济即将走出危机，所以就没有实际行动。那一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年会时，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潮流，我当时持保留态度，认为退出积极财政的时机未到，过早退出会使经济衰退重来。因此，更重要的是改善积极财政政策支出的质量，我很高兴看到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建议和我2010年的主张相同。
《财经》：那么，资金何来？特别是投资非洲等地区，资金匮乏更成问题。
林毅夫：发达国家可以用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埋单，也可以用增发货币来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后者的效果会远好于前者。另外，大量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等亟需找到回报率更高的项目。仅各主权财富基金在2008年底管理的金融资产估计高达3.2万亿美元，它们已经开始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项目投资。新兴市场私募股权投资协会估计，主权财富基金仅有18%的投资组合用于本国以外的新兴市场投资，其中只有小部分用于基础设施。
在当前的经济动荡中，许多曾经被视为安全诱人的投资机会失去了吸引力。过去养老基金一般投资于政府的公债跟资本市场，如今在“新常态”的背景下，公债跟资本市场都不可靠了，政府的公债风险也增加了，加上资本市场流动性过剩、利率降低的背景下，投资回报率非常低，风险也非常大，这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对长期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了。
从2008到现在，各成员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融资约有1.5万亿美元，加上专司基础设施投资的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助力，全球性的新马歇尔计划完全可行。
《财经》：有一家投资非洲的股权基金，到2010年对27个非洲项目投资5.4亿美元，而这些项目在2010年的总投资额不过36亿美元。这是否说明，非洲的市场容量有限？
林毅夫：短期内非洲市场当然无法取代欧美市场。美国经济总量约占全球四分之一，欧洲也占约四分之一，两者加起来就是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而非洲经济总量只占5%。
但从边际收益上看，非洲显然更多。如果非洲发展快起来，它对资本品、消费品的需求都可以增加，它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正好是中国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可以提供的。现在美欧洲市场增长缓慢甚至萎缩，导致中国大陆等新兴经济体的生产过剩，若将手中过剩的资本、机器设备转移到非洲去，这也会给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提供丰富的机会。
贫穷国家新机遇
《财经》：新马歇尔计划让人想起新农村建设。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潮涌现象的产生，开始出现产能过剩，你曾据此提出了启动大规模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以消化过剩产能的对冲措施。
林毅夫：是的，两者的道理完全一样，这是结构的差异。当你投资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后，除了短期投资所创造的需求外，未来当地收入增加，对消费的需求会增加，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有利于产业升级。
《财经》：那么，产业转移又将沿着“雁行模式”在新兴市场展开？
林毅夫：这一波的产业转移，我更愿意称之为“领头龙模式”，它和“雁行模式”的道理相同，区别在于量的不同。
在过去20年间，中国出口产品构成发生了不小的变化。1990年，中国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和化工品占33.7%，制成品占66.3%；2009年，前者缩水至11.5%，后者扩容至88.5%，印证了产业升级。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已是中上等收入国家，相当于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四小龙在80年代初，产业开始转移时的水平。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制造业就业人数是970万，在80年代韩国是230万人，中国台湾地区不到200万人，新加坡只有50万人；如今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规模全球领先，产业工人估计在8500万至1亿人之间，所以当年的日本、韩国等经济体是“雁”，我们是“龙”。
非洲总人口约为10亿，制造业总就业人数却只有1000万左右。如果中国有10％的制造业岗位流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领头龙”现象足以使该地区制造业就业总人数翻两番。同样，巴西和印度出现产业升级，也会向其他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转移就业机会。
《财经》：制造业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是“雁行模式”的精髓。但以中国大陆为例，改革开放前，同样是劳动成本很低，产业转移却没有发生，经济发展也很迟缓。
林毅夫：这是一个好问题。结构的变迁，成功不多，失败却不少。
我做的研究显示，从1950年到2008年的58年内，只有2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10%或者更多，其中只有12个经济体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石油或者生产钻石的小国，这12个经济体大部分都在东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经济学盛行，鼓励普遍以农业为基础、经济总量远远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兴办与工业化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即进口替代战略或赶超战略。这一思路固然目标远大，却犯下了违背比较优势的致命错误。
由于这些产品在国际上不具备成本优势，难以在市场上有效竞争，这些国家的政府给大量亏损企业提供保护，减少其投资和运营成本，包括授予国内市场垄断权、压低利率水平、高估本国货币币值、控制原材料价格等，干预导致资金、外汇和原材料的普遍短缺。结果，政府不得不通过行政渠道给这些企业直接提供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国计划，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信贷配给和投资、产业准入许可等。为便于实施，许多国家还依赖国有企业发展目标产业。
保护政策还会产生其他成本，比如本国消费的产品组合不符合最有效率的选择；本国经济因为生产缺乏规模经济的少量产品，市场被分割，效率同样受损。保护政策还削弱了外国企业的竞争，鼓励有政治背景的人把持国内企业形成垄断寻租收益，增加投资和交易成本。
我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详细论证了这一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后来的扭曲：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形成了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而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的“1.0版本”。
《财经》：市场与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林毅夫：市场主导没错，但市场绝非万能。所以，不能这么简单地思考问题。
在发展经济学“1.0版本”衰落之后，“华盛顿共识”兴起，即发展经济学“2.0版本”，强调以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做参照系，，通过休克疗法疗伤，发对政府干预市场。。
我经常会谈到一个有趣的例子：智利曾长期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井，智利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30%—50%，上世纪70年代皮诺切特上台之后，推行“华盛顿共识”，但之后没能发展起新产业。智利人引以为荣的产业，比如制酒产业、三文鱼产业，基本上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府大力推动发展的。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英特尔的电脑芯片大部分在中国台湾地区生产。英特尔为了分散化，准备在拉丁美洲找一个国家设厂，就看中了智利。但智利政府说，你来就来，跟我说干吗？英特尔说，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投资，我要基础设施、港口保证，智利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和矿业，人力资本结构不一样，你需要帮我配套。智利政府说那不行，市场必须是公平的，我不能去支持你一个产业。
结果，哥斯达黎加接受了英特尔的条件，英特尔的投资就跑到那里去了。
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够看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什么，并根据这些产业特性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就会丧失发展机遇。
今天回首发展经济学1.0版本和2.0版本的失败，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财经》：后来东亚的成功，正是坚持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果？
林毅夫：在18世纪以前，西方国家花了大约1400年才实现人均收入翻番；到19世纪以后，这个过程仅用了约70年；到20世纪，则只需要35年。增长加速如此迅猛，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创新加速，以及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快速转型，各种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
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结构变化的过程，这不仅包括工业、技术升级以及经济的多元化，还应包括就业结构变迁(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进入高生产率的部门)，以及“硬”(有形)的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港口等，和“软”(无形)的基础设施如法律、教育、金融等的不断完善。目前经济学研究已经耗费巨大精力去关注技术创新，但对同等重要的结构变化问题却关注不够。
产业结构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升级，资本从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为相对短缺，产业升级和转移即开始加速进行。
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发展用了不到40年时间，中国大陆的速度更快。发展经济学家们从中应该能发现成功追赶的秘密，即符合比较优势的出口替代战略，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政府负责在产业升级和多元化发展内在的协调问题、外部性补偿上多做文章，以降低交易费用。我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也就是发展经济学的“3.0版本”。
《财经》：问题是，政府如何有效甄别比较优势和具备竞争力的产业？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Facilitation Framework），为政策制定者在帮助企业顺利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设计了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主要分为六个步骤：
一，找出参照模型。通常，作为参照模型的国家与本国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过去二三十年快速发展，被模仿产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参照国已经成功生产超过20年。这类产业在参照国是夕阳产业，正好是本国的朝阳产业。
二，看是否已有国内民营企业自发地进入第一步选定的新产业。有则意味着企业已经识别出此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政府可以考虑优先发展这些产业，帮助企业发展和其他企业进入，排除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降低交易成本，使该产业迅速具备国内国际竞争力。
三，若选定的产业对本国是全新的，政府可以吸引参照国的企业来投资，它们会有积极性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政府要做的是解决外资企业投资的瓶颈障碍，同时采取便于国内私企进入这些行业的措施。
四，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有些新产业最近才出现，除了第一步已经选择的产业外，政府还应该关注国内企业的自发创新，发现具有市场潜力的创新时应该帮助先行企业解决在进一步发展上的各种障碍。
五，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基础设施较差、全国同步改善有难度的现实，设立工业园区进行局部改善，工业园区还有鼓励产业聚集的优越性。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的竞争优势是专业化，需要有产业集群。
六，政府可对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先行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偿激励：可以是一段时间内的企业所得税豁免，或提供共同投资的资金，或获取外汇的优先权以进口关键设备，或优先获得金融服务。
通常而言，在市场大潮中起伏的企业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但是，单个企业解决不了产业升级所必然产生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具有优势。因此，政府之手的作用不可或缺，结构主义时期是过犹不及，华盛顿共识时期是不及犹过。
《财经》：包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内的贫穷国家，将会在这一轮危机中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
林毅夫：危机即转机。贫穷国家，包括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除了确保资源财富得到妥善管理，还应把部分财富投入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以促进这些国家向非资源产业部门的多元化转型，创造就业机会并实现包容性增长，从而把“资源诅咒”变成“资源祝福”。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路径
《财经》：之前你谈到了美元等货币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其一国货币和全球货币角色之间的冲突，是本轮金融危机的根源。即使通过新马歇尔计划力推全球共赢，但病根未除，同样的危机可能再度发生。
林毅夫：确实如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始于1944年，确定了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而美元与黄金形成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兑换价。该体系于1973年崩溃，黄金退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舞台。但无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还是之后，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只要一国货币继续充当国际货币的角色，作为货币储备国的本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冲突就继续存在。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原因，与本轮金融危机一样，根源在于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财政需要和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带来的社会支出增长，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明显转向扩张，赤字扩大，结果导致货币黄金储备在1968年遭遇投机性攻击。
在数年波动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财经》：正是看到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人民币国际化开始加速。多元储备货币体系似乎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林毅夫：不，多元储备货币体系风险极大。从本质上来讲，这仍然是一国货币充当全球埋单者的角色。
多元储备货币体系如果能够稳定，需要国际储备货币国的经济结构没有重大缺陷。但美国、欧盟和日本，以及新兴经济体，哪个国家和地区不存在结构问题？只要结构问题存在，该国货币就一定会遭到投机性攻击。
去年欧债危机发生时，瑞士法郎和日元成为避险货币，大量热钱流入，这两种国际储备货币迅速升值。而新兴市场则在大量热钱流入之后，接着又大量流出。这种大量流入、流出，与国内经济环境和利率等基本面无关。例如巴西，就出现了资金的大量流入和流出的情形。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个内在不稳定，在于国际投资者的“羊群效应”模式。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对冲基金等会放大最初的波动，导致大规模资本流动以及汇率和利率的大幅度波动。安全资产的供需不平衡，可能通过“短期波动加剧、羊群效应以及主权债务挤兑”等多种途径影响全球金融稳定。
《财经》：但作为国际货币储备国，会拥有铸币税收益。
林毅夫：不能这样理解，铸币税的收益难抵汇率波动风险。目前，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每年铸币税收益在800至900亿美元。而铸币税只能由参与货币篮子的国家分享，未来如果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每方铸币税收益不过300亿美元。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汇率大幅波动，资金大额进出的风险远远超过了铸币税收益。
《财经》：换言之，如果国际货币体系没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应暂缓或严控规模？
林毅夫：是的，而且要高筑墙，把洪水拦在坝外。考虑到上述风险，在凯恩斯当年“班柯”货币构想的基础上，我建议创立一种未来的国际货币，它拥有纸币的灵活性，足以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同时又与黄金等商品相似，属于国家货币体系以外的货币。这种货币可以保持稳定的汇率，又不会造成金本位的通货紧缩趋势，我将之命名为“纸黄金”。
纸黄金如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由一家国际中央银行根据国际协议规定发行。各国将同意，纸黄金可以用于所有产品、服务、大宗商品和证券的国际结算。纸黄金将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价值储藏、交易中介以及会计标准的作用。
纸黄金的供给将严格遵守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或修订后的泰勒法则），其依据是对世界经济和资产交易增长的预测，K的确切数值由创始国际协议设立的独立专家委员会决定。
纸黄金铸币税可以用于支付国际发行机构的运营成本，并用于支付全球公共品的生产。
各国可以保留本国货币，但必须与纸黄金建立固定汇率。汇率平价的调整需要得到国际货币机构的允许，而且只能在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情况进行。
纸黄金储备可与当前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外汇储备、黄金、特别提款权和预先确定的一定数量的本国货币组合交换。各国可以使用以纸黄金为面值的资金冲销国际支付的失衡。
《财经》：3年半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曾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构想，他谈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这与你所说的纸黄金有何区别？
林毅夫：特别提款权是以储备货币国的货币为基础，所以，货币储备国的本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冲突会继续存在，根本矛盾仍然得不到解决。
《财经》：上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之时，美国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球一半，如今虽然缩水为四分之一弱，但仍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颇大影响。欧盟经济总量占据了另一个四分之一，加上日本和中国，改革绝非易事。
林毅夫：“新常态”下，汇率的大幅波动，资金的大进大出所造成的巨大风险，会让纸黄金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如果这一构想迟迟不能实现，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又一场新危机。改革现行货币体系或将因此而水到渠成。
下篇：“超越发展瓶颈”
投资是远期消费
《财经》：你此次归国后，曾在一些场合谈到，中国当前仍然要以投资为主而非以消费为主，并认为“四万亿”刺激计划利大于弊。这引发了很多争议。
林毅夫：首先，“四万亿”利大于弊。最大的益处在于保住了就业，弊端则是不应以货币政策为主，而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后来出现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但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四万亿”计划，这与我国的信贷管理体制有着内在关联。
其次，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消费是在当期是需求，但是，消费完了就没有，所以，不可持续。，投资当期是需求，到了下一期，转为生产力，可以创造收入支持新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中国已是中等收入国家，但距离高收入国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高铁建设可能有些超前，但从长期来讲，这是符合超越凯恩斯主义的瓶颈项目。农村的基础设施普遍严重不足，城市的基础设施也需完善，地铁多修一些不是问题。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中国产业仍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也有不少基础设施仍待改善。如果废弃了投资，如何提高生产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完善来降低阻碍经济增长的高交易费用？
《财经》：你曾谈到，目前中国政府负债率不超过GDP的40%，与60%的国际警戒线相去甚远，因此仍具投资能力。但是，这一统计如计入养老金等远期负债，情况可能很不乐观。
林毅夫：但中国仍存在大量国有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当年理应划拨给社保基金。如果算上这一块，中国政府负债率甚至会低于GDP的40%，投资能力无忧。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釜底抽薪”
《财经》：主流观点认为，当前消费比例偏低，内需不振。
林毅夫：问题是你要扬汤止沸还是釜底抽薪？所谓扬汤止沸，是指增加富人税收，增加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但这是在一次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下的二次分配，无异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所谓釜底抽薪，就是彻底解决一次分配的不公，把长期以来的体制扭曲加以更正。一般来说，高收入群体储蓄倾向高，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如果一次分配的收入向后者倾斜，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会增加。目前我们应该做的是消除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不利于收入公平分配的扭曲。
首先，要改善金融结构，大力发展中小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我们都知道，大银行天然具有为富人和大企业服务的倾向。其次，改革资源税费，让资源产业变成一个与风险对应的正常盈利行业。再次，垄断性行业要开放竞争。一些属于自然垄断的行业，存在有必然性，但行政垄断不可取。改革开放30余年来，原先需要保护方能生存的重化工业，如今已具备比较优势，那么，原有的双轨制使命已经终结，这些保护国有企业的扭曲应该取消，并且，向民资开放就顺理成章，“民营36条”亟需落实。
如果这三条不改，收入分配改革如何能竟全功？内需如何提振？
《财经》：大力发展中小银行，仍是走间接融资为主的道路。而央行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给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比较优势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一国的配套措施则内生于此。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最终获利者仍是大企业和富人，因为要发行债券等产品，需给投行等中介机构付费，价格不菲。具有规模效应，适合大企业的融资需要，中小企业则负担不起。
一国的金融结构也好，其他软硬基础设施也罢，都内生于该国的实体经济的需要。实体经济当然在不断变化，如果发展到美欧的水准，多层次资本市场自然水到渠成。
《财经》：你曾在不同场合提及未来20年中国经济仍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哪些改革举措落实到位，增长潜力才会被充分挖掘出来？
林毅夫：如果把中长期发展的瓶颈消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增长8%就有可能实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按照这一标准，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和美国的比较水平。这四个经济体之后维持了20年的8%左右的增长，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以上。它们都是中国未来20年拥有8%经济增长潜力的参照系。
但是， 8%的增长潜力和8%的增长之间的差异，在于改革是否到位，产业转移和升级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和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许多人的误解在于断句取义，割掉了“潜力”二字。
如何界定“政府之手”
《财经》：目前政府介入微观经济颇多，加之腐败频发，社会公平缺失等问题交织，很多学者提出应限制政府之手过度干预经济，而你在阐述新结构经济学、新马歇尔计划当中，比较强调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我认为不能因噎废食。首先，收入分配改革的三条釜底抽薪之策，从某种角度而言，抽的正是“腐败”这根“薪”。其次，即使在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也存在诸多行政干预，诸如专利、政府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政府采购、行政命令等。在基础科研方面，发达国家的财政经费也不是无限的。既然有预算约束，你就要选择了。选择的标准，无非是哪个课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更大而已。
同样，政府采购A，为什么不采购B，也存在选择。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也有行政命令，比如说新能源在10年后要达到多少比重，本质上讲，这就是产业政策。
第三，后发国家在选择比较优势产业之时，因有先例可循，具备信息优势，政府因势利导之手就更容易成功。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如果像前面所举的智利的例子，放弃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就是自废武功。
《财经》：国内一些学者非常反对政府主导产业政策，认为产业园区等措施扭曲了价格信号，让一些不可行的项目变得可行。
林毅夫：我们要看到，尽管有瑕疵，比如地方政府的某些产业政策可能错误，但由于预算法没有开口子，地方政府并无举债权，补贴不可能太多，错误的政策不可能走得太远。
总体上，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选准了具备了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出口导向战略，较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的后发优势。否则，无法取得30多年年均增长9.9%的成绩。
绕开陷阱
《财经》：在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俱乐部之后，中国需要避免的陷阱是什么？
林毅夫：大概需要避免三个陷阱。
首先，不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蕴藏着巨大风险。
当前短期投机资本在全球流动，即使是发达的货币储备国也蒙受其害。那么，过快的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将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关键问题是，不仅汇率、利率“两率”改革滞后，中国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债券市场规模过小。一个大浪过来，打到大洋里无声无息，打到小河里会翻船。
我在2009年初一篇名为《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对策》的文章中提出，当前需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指的是对外国直接投资要欢迎，但是，尚不能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对短期资本流动和外资在我国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投资要有管制。
“广积粮”是指要继续保持较大的外汇储备，在发生危机时现金是王。，人民币宁可要保持升值的预期，不要出现贬值的压力。
“缓称王”是指还需要继续韬光养晦，利用我国当前的内外有利条件，推动改革，完善各种体制，以提高竞争力，不要急于把人民币变为国际储备货币。
《财经》：八、九年前，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500亿美元，你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保持这一规模的外储足矣。如今外储已是彼时的9倍，你却说要保持较大的外储。
林毅夫：约束条件已经生变，当时国际货币体系并未爆发金融危机，几个主要货币储备国也未动用货币宽松政策，风险也没现在这么大。
保持较大规模的外储，并非是建议政府刻意为之，而是顺应比较优势，顺势而为即可。
《财经》：中国持续发展需要绕开的第二个陷阱是什么？
林毅夫：不改革的陷阱。从广义考虑，“广积粮”还应包括收入分配改革、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价格改革、城乡格局改革等以提高我国的经济体质和竞争力。刚才已经谈到，债券市场规模过小，应加速发展，为地方发展助力。
《财经》：既然预算法没有给地方债券打开缺口，如果地方政府选错了产业，就不会错得太离谱。如果地方政府有了举债权，会不会产生集中力量办坏事的风险？周小川行长在近期也提出了赋予地方发债权的主张，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林毅夫：地方政府距离经济活动、比较优势产业更近，看得更清楚，但长期以来，事权与财权并不匹配。“四万亿”投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普遍采用了地方融资平台作为载体，通过期限错配的方式筹集资金，进一步反映出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扭曲。
因此，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合情合理。问题是，在授予地方政府发债权的同时，也需要赋予地方人大切实的预算管理权力。
《财经》：如此一来，不仅地方政府与人大的横向关系发生了质变，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也将质变。
林毅夫：这是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在这项改革未落实到位前，地方发债仍然需要中央政府的认可和规范。
《财经》：第三个陷阱又埋在哪里？
林毅夫：这个陷阱是良好的愿望与实际条件的差异，就是结构主义旗下的赶超陷阱，直到今天，这一思路仍有着非常大的市场，政府也好，学者也罢，经常强调“抢占制高点”。这些愿望经常会成空，付出不少代价。
《财经》：你的意思是说，这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林毅夫：我给你举个例子。前苏联在航天产业上一直不落后于美国。在外太空的竞争可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竞争，而是一系列产业的竞争，包括化学工业、材料工业、电信工业等等。
《财经》：以前苏联体量之大、自然资源之丰富，当然有可能与美国在最尖端的产业上竞争。
林毅夫：问题就在这里。前苏联决定跟与美国在航天工业上竞争时，前苏联作为中等收入国家，这些产业不是它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与航天有关的一系列产业都需要补贴。。由于资源都被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抢走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匮乏，其发展自然不可持续。
《财经》：这是前苏联和俄罗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吗？
林毅夫：是主要原因。
《财经》：然而，这些产业不该发展吗？
林毅夫：当然，有些产业是国防安全上不可或缺的，不能不发展。除此之外，经济发展仍然应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总体水平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水平，也就是人均的资本丰富程度，要提高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的总体水平的前提是提高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资本来自于剩余的积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创造最大的剩余，投资的回报率也会最高。
因此，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的提升会最快，等要素禀赋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也就会在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也同样具有比较优势，可以在市场上不靠保护补贴就可以直接和它们竞争。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拔苗助长的愿望是好的，但最后总是欲速不达，而根据比较优势按部就班发展反而更快、更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