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日本政府把尖阁诸岛/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了多层面的反制措施。
我自己也受到了一些直接影响。一位中国官员格外礼貌地告诉我说，“加藤先生，您暂时不要在国内（中国大陆）出版书籍了，形势缓和了再说，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您，请您理解。”这位官员说得很对，我本打算在今年内出版的两本书果然被拖延。我分别向出版商询问“大概延期多久？”对方都回答，“不好说”。我问那位官员同样的问题，对方的回答也是“不好说”。我接着问，“那问谁会清楚？”，对方犹豫着说，“恐怕谁都不清楚。”
我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很复杂，而就其言论自由化进程来说，出版又恐怕是最敏感，当局最不会轻易放手的一环，无法与一般的媒体报道或网络舆论相提并论。
这段时间以来，在美国波士顿，我和西方的一些中国观察家们多次探讨中国问题。用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的话说，“当前的中日之间的领土危机使我们产生重新检讨中国风险（China risks）的渴望。”
他们特别关注“中国正在发生些什么”，不少人向我这个刚离开中国不久的人询问“现场感受”。经过大约一个月、与十多名学者的交流，我把他们有关“中国风险”的问题，概括为以下七点，另外简短附上我在讨论中表达的个人观察和想法，愿与中国读者朋友们分享。
一，Violence（暴力）
问：在中国全国各地发生的暴力游行，降低了海外投资家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这些游行是政府鼓励的还是民间自发的？如果是前者，政府为何要这样做？如果是后者，政府为何控制不住？
我的回答：即使有鼓励成分，游行也肯定不是中央政府在全国统一部署的，更多是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或者说利害关系出现分裂的结果。中国国内不是铁板一块，每一个地方的“控制度”也截然不同。此次游行的导火索毕竟是日本，中国政府很可能发现分寸难以掌握——不去控制，社会稳定会受到威胁；而控制得过严，政府就会变成弱势群体。
二，Governance（治理）
问：中国共产党能够控制地方政府或国内不同的行为体，比方说民间企业、大学生、知识分子、网络媒体吗？它到底控制着多少？
我的回答：我感觉，这个问题恐怕中共最高领导层也不是最清楚。外界常常认为，中央掌控着地方和民间的一切，其实未必。近些年来，政府对民间变得越来越“客气”，信息更为公开透明，以便满足舆论监督权力的欲望。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权力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两者间的距离越来越接近。
三，Civilian Control（文官控制）
问：中国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掌控度如何？军队会不会不顾执政党的方针单方面采取行动？
我的回答：我个人认为，党基本掌控着军队，解放军毕竟是共产党的军队。当然，与中国有关的任何问题，100%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有可能，但我们不应低估共产党的能力。
四，Nationalism（民族主义）
问：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空前膨胀，政府是如何处理这种情绪的？这种情绪会被共产党用于增加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吗？
我的回答：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变化中，难以判定现在处于哪个阶段。不过我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政府或许可以用它来巩固统治地位、提高合法性，但它也有可能成为威胁政府统治的不确定因素。
五，Absence（缺席）
问：中国两位经济领袖——周小川、谢旭人缺席最近的东京IMF会议，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不应该把两国间的困难强加给世界经济。中国领导层为何要那样做？
我的回答：“缺席”一举，明显属于中国高层反制日本的一环。从反制措施的种类来看，军事对抗不可取；经济制裁也会打击本国经济，导致双输；民间、人文交流上能做的基本都已做过，剩下的只有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反制。“你不给面子，我就不跟你谈”是中国政府惯常的态度，尤其是在对日关系上。
六，Nation’s image（国家形象）
问：不依法的暴力行为、民族主义膨胀、出于政治目标的“缺席”等，都在损害着中国的国家形象。难道高层不在乎外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吗？中国不是很在乎面子吗？
我的回答：中国，尤其中国政府，当然在乎面子。但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政府来说，除了对外要有面子，对内也要说得过去。国内舆论若认为政府外交软弱，高层就会担心统治合法性被削弱。中国政府现在夹在内政与外交之间。
七，Core Interests（核心利益）
问：中国对外政策似乎已经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而开始强有力主张“核心利益”，中国的对外扩张性到底有多真实？其利益的范围和弹性有多大？
我的回答：随着经济影响力和政治话语权的提高，中国对外变得更加自信和强硬，这是很自然的。不过，“核心利益”在我看来，更多是“内向”的：只要对高层来说最重要的利益——祖国统一、领土完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牢固——中国就不会对外采取不必要的扩张，而是会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
作者最近出版的书籍有《日本镜子》（香港明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