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福德·德隆：南北欧的结构失衡

    从目前来看，我们已经成功度过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度过了欧元危机的前两个阶段——由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过度杠杆化而导致的银行业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欧元区政府信心的急剧丧失。
　　接下来，我们不得不面对此次危机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危险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解决欧元区南部和北部国家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先说说好消息：如今，人们对因欧洲银行陷入崩溃、惊慌失措的投资者拼命逃生而导致欧洲陷入大萧条的恐惧，似乎已经过去。同样，由于欧盟政治运作不畅而产生的对欧元区政府违约，进而造成同样可怕后果的担忧，现在也似乎正在渐渐散去。
　　欧洲能否避免深度衰退，取决于其能否正确处理这两方面的危机。但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能否避免经济增长陷入“失去的数十年”仍难以预料，这取决于南欧政府能否迅速恢复竞争力。
　　南欧失去竞争力的过程首先由市场价格信号驱动，这一信号对企业家形成刺激，而企业家个人的理性选择又反过来影响宏观经济。在过去，北欧掌握大笔资金的投资人愿意以极优惠的条件借钱给南欧的借款者，而2007年前火热的消费状况又让南欧国家雇主愿意迅速提高工资。
　　这就造成南欧经济格局中，工资、价格和生产率水平只有在挣12欧元、花13欧元时才合乎情理，而这相差的1欧元就用北欧的融资来填补。与此同时，北欧只要赚1欧元、花不到1欧元就能保持合理的工资和生产率水平。
　　如果欧洲不希望南方花钱比挣钱多、北方挣钱比花钱多的情况继续，就必须相应地调整工资、价格和生产率。如果我们不愿意让子孙后代追悔“失去的数十年”，那么，相对于北欧的生产率水平来说，就必须提高南欧的生产率水平，同时工资和价格水平则必须降低约30％。如此一来，南欧才能依靠出口支撑消费，而北欧则用盈利来购买南欧的产品。
　　笔者认为，若想保护欧元，从而避免欧洲的经济停滞，可以试行以下五项政策措施：
　　第一，北欧可以容忍较高的通胀率，通胀每年增长2个百分点，连续增长五年，就可以完成南北调整三分之一的任务；
　　第二，北欧可以推进社会民主，让福利国家消耗更多开支；
　　第三，南欧可以大幅缩减税收以及社会服务；
　　第四，南欧可以调整企业结构，让企业推动生产率；
　　第五，南欧可以强制实行通货紧缩。
　　这五个选择中，最后一个选择或许最不明智，因为它会带来欧洲竭力避免的数十年的消沉和经济崩溃。第四个选择也许最为理想，但如果有人知道怎样让南欧企业生产率赶上北欧的水平，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因此，我们只剩下前三个选择，这三个选择也称为“恢复欧洲经济增长的政策”。这一说法在各种国际公报上频繁出现，但各公报却从来不曾提到更具体的措施。
　　欧洲受过专业训练的管理者理解采取“恢复欧洲经济增长的政策”意味着什么，其实有些欧洲政治家也理解这一说法的涵义。但是，欧洲的选民却被蒙在鼓里，因为政治家担心说出真相会成为其职业生涯的绊脚石。
　　如果欧洲不在今后五年内采取前三项目标政策，就无法避免做出艰难的选择：要么南欧经济陷入数十年的低迷（也许北欧也无法幸免），要么通过财政转移继续让南北支付失衡存在下去——而这等同于向北欧收税。
　　北欧政治家应该向公众说明“恢复欧洲经济增长的政策”实际意味着什么。否则十年以后，他们将被迫承认是今天的犹豫造成了北欧巨额的税务负担，这或许才是真正毁掉他们职业生涯的失误之举。
　　作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