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丹国王想让我们所有人都更幸福一点。政府，他说，应该把目标放在人民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上，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上。这一新观点代表了一种转变，还是只是一时兴起？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变得如此困难的时候，政府为什么应该淡化它。据估计，今年欧元区根本不会发生增长。英国经济正在收缩。希腊经济下滑已经好几年了。即使是中国，预计也会发生减速。
毫无疑问，这种情绪会随着增长的恢复而烟消云散，本应如此嘛。但是，更深层次的关于增长的态度变化已经展开，在未来，经济增长将不再像以前那样如同北极星一样重要了，特别是在发达国家。
阻止人们不再追求增长的第一个因素是对其可持续性的担忧。我们还能继续以从前的速度增长、同时又不损害我们的未来利益吗？
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开始谈论增长的“天然”极限时，他们指的是即将发生的食品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耗竭。最近，这一争论变成了碳排放。正如2006年斯特恩评论（SternReview）所强调的，我们必须牺牲一些今天的增长，以确保明天的收成。
有趣的是，这一争论的一个禁区是人口问题。人口数量越少，我们所面临的地球变热风险就越低。但是，与接受人口自然下降的事实相反，发达国家政府吸收越来越多的人口以降低工资从而刺激增长。
一个更新的担忧关注增长的负面后果。我们越来越明白，增长并不能理所当然地增加我们的幸福感。既然如此，我们还要维持增长干什么？
这一问题的基础已经有一些时日了。1974年，经济学家罗伯特·伊斯特林（RobertEasterlin）出版了他的著名论文《经济增长是否改善了人类命运？一些实证证据》（“DoesEconomicGrowthImprovetheHumanLot·SomeEmpiricalEvidence）。在将多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和自我评估的幸福水平做了相关性分析后，他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或许并非如此。
从一个非常低的收入水平开始（仅足以满足基本需求），伊斯特林并没有发现幸福和人均GNP之间具有相关性。换句话说，GNP绝不是衡量生活满意度的好指标。
这一发现刺激了人们开发新的替代指标。1972年，两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和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引入了他们称为“净经济福利”的指标，该指标通过从GNP中扣除”坏“产出（如污染）并加上非市场活动（如休闲）获得。他们证明，一个更多休闲、更好工作的社会可能与更多工作（因而更多GNP）、更少休闲的社会福利水平相同。
更新的计量方法试图引入更广范围的“生活质量”指标。麻烦在于，你可以统计员工数量，但难以计算生活质量。你如何加总“生活满意度”之类的指标的数量和质量，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经济学家仍然坚持使用“福利”的量化指标。
但另一项发现也开始影响当前的增长争论：在同一个国家，穷人没有富人幸福。换句话说，在某个低水平的充足度之上，人们的幸福水平受绝对收入规模的影响程度远小于与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收入水平。我们总是不断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人作比较，要么感觉胜出，要么感觉不如，这和我们的收入水平无关；幸福的感觉取决于增长的果实如何分配，而不是它们的绝对数量。
换句话说，决定生活满意度的不是平均收入的增长，而是中位收入（即最典型人口的收入）的增长。考虑一个十人社会（比如一家工厂），董事每年赚15万美元，其他九名工人每人赚1万美元。他们的平均收入是2.5万美元，但90%的人只能赚1万美元。在这样的收入分配下，增长会提高典型人口的幸福感才怪。
这并不是一个凭空捏造的例子。过去三十年来，发达国家的平均收入稳步上升，但典型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换句话说，少数人——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是极少数人--攫取了增长的大部分果实。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想要的不是更多的增长，而是更少的不均。
更大的平等性不但能够产生更多安全感、更健康的身体等因素所产生的满足感，还可以产生更多休闲、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更大的周边人群尊重度以及更多的生活方式选择所产生的满足感。严重的不平等性让我们产生比平常更渴求的物质欲望，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会认为我们比相邻的家伙拥有得更少。我们生活在一个讲求出人头地的社会，身边是狼爸和虎妈，时刻鞭策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向上”。
十九世纪哲学家约翰·穆勒有一个更文明的观点：
“坦白说，我并不对那些认为互相践踏、挤压、打击、压迫才是人类最值得追求的生活理想着迷，而这正是社会生活的存在方式。人类天性的最佳状态是，没人是穷人，没人渴望致富，也没人担心会落后，所有人都在互相推进着前进。”
如今，这一教训早已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忘记，但不丹国王还记着，那些认识到数量财富的极限的人也记着。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