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极速增长，过去30年经济的巨大成功，被总结为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模式”的概念被热炒，甚至被用来为政治模式背书，反过来证明中国政治体制对市场经济的良好适应性——从某种程度而言，就如“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政府“甄别经济增长”，“因势利导”——从理论上弱化“经济增长“对“政治改革”的需求。
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其中也包含了技术发展的作用。从长期看，只有当资本和有效的技术发展、技术创新相结合时，生产率提高，供给增加，才会导致经济增长。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一经济现象的实质是技术扩散、技术承接。出口的实质是参与国际分工，国际分工背后则是技术扩散：FDI、进出口、世界工厂都是技术扩散的结果。所以，技术扩散和技术承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刘海影先生《追问增长根源：也谈林毅夫假说》一文中提到的“引入”“发展机会”本质上就是“承接技术转移”。
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承接技术扩散的经济体而言，““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弱势又是什么？或者更准确的说，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之间是否存在合理边界？进一步的，政府是否能有效甄别经济增长，因势利导？
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张五常认为，中国一定有“做对了什么”。他提出了“分成合约理论的县级竞争”，认为县级竞争是“中国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在区域竞争之下，弱约束的各级、各地政府强势参与、主导市场，努力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这个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就被称为“中国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地区政府官员之间仍有政绩竞争，但这种竞争最后却异化为了各地激烈的大跃进、大炼钢、赶美超英、放卫星。可见，没有市场经济，政治竞争不能直接导致经济发展，只会导致“宣传部经济”放卫星、虚报。而现在，政府虽强势主导市场，但其运作的基础却是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在市场中用权力调配资源、市场化运作、招商引资，政治竞争被转化为经济发展。所以，地方政治竞争只有在市场机制下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中国模式”首先是市场的，然后才是政府的！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中国模式”，本质上虽仍是市场在起作用，但其特殊之处则在于强大的政府主导。一般而言，政府主导是低效的，但幸运的是，中国过去和当下政府的强大主导处于承接技术转移的大背景下。因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术转移，已经过市场甄别，承接技术一方已经知道高速公路、地铁、发电厂、水坝、核电站、纺织厂、炼钢厂、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场的技术和经济合理性——即使这种经济合理性在短期不存在，但长期来看，总体上肯定是正面的——只要上马，有量、有速度即可——无须损失在试错中的效率转化成了发展速度。
所以，政府强势主导的一些特点，如：集中力量办大事，产权弱约束，不追求市场效率，忽视风险就成为了承接技术扩散的优势——很大程度上，不需要市场进行方向性选择，只需按既定明确的方向进行量的扩大。于是，政府主导一切之下的地方长官政治竞争、寻租、低人权，反而滋生出了承接技术转移的最佳温床。企业家的反应总是最精确的：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时，64%的CEO认可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表现，其排名远高于美国总统（得票率为33%）和美国国会（得票率仅为5%）。但别忘了，这些企业家们仍在美国进行创新，而在中国进行生产（技术转移），更精确的说，他们实际认可的是中共在技术承接过程中的表现。
所以，笔者并不如张维迎教授那样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和成功。在承接技术转移的大背景下，政府强势主导和市场化的结合，的确非常适合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这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精要所在——结构主义的“过”和“华盛顿共识”之“不及”皆在于此，也可解释非洲和东欧国家对“华盛顿共识”的抱怨。
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模式”的阶段性。30年的极速发展已经让中国一定程度上走出了纯承接技术转移的阶段，来到另一个拐点的门槛上。“中国模式”不但已为当下中国社会积累了诸多问题，而且，面对新的技术、经济阶段，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因素，正在逐渐变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障碍。历史中积累的经验无法面临新的形势，刻舟求剑的把30年的经验变为理论，进而指导以后20年的经济发展，也会遇到诸多问题。
如果说过去30年，政府“因势利导”的“势”，从最宏观的层面上指的是相对清晰的、明确的中国和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势能，而接下来中国将面临的是未知的、技术创新中各种不明确的“势”。
首先，问题来源于技术转移的规律。一个经济体和外部的技术差距之间的势能大小影响着技术转移的速度。这也是所谓后发优势的本质，如果从程度上看，更精确的定义，“后发优势”不光是“后发”也要求“较大程度的落后”。30年内完成西方100年的路，上海地铁20年完成纽约100年的历程，就是过去30年技术转移速度的恰当描述。随着技术创新者和技术承接者之间的技术势能迅速变小，技术转移的速度也就会更快的变慢。作为承接技术转移、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工人的工资上升，假设工资差距由800美元缩减到400美元，中国的投资吸引力绝非下降一半，而是更多。进出口、FDI反映中国承接外部技术转移的速度——从这个意义上看，长期困扰中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其本质还在于中国接受了大量的外部技术注入，“世界工厂”的生产体量本身就是因世界需求而成。当外部技术转移（同时也是外部需求）变缓的时候，虽中国人均水平还大大低于西方，但经济发展的速度却下降了。
其次，中国是有着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也是有着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一方面，技术转移速度会规律性更快变慢，另一方面，当中国工人工资上升，技术转移所带来的资本利益不足以压制意识形态，技术转移过程就会遭遇哗众的政客的狙击，它们更容易喊出中国抢去工作机会的煽情口号。但工资上升，却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结果，需要的不是压制工资，而是促使自身的创新。
遗憾的是，“中国模式”这种政府主导并不擅长创新性超越。“中国模式”下的地区竞争机制是基于政府官员的短期目标，而创新需要的是建立在良好法治、产权保护上、长期目标，更需要自由的思想市场。
这正是问题的第三点，在对基础研究方向进行有效甄别上，政府天然地不具备效率，政府的权威会造成科研体系中的政治权威而打压学术自由。不管是李森科还是中国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文艺复兴和IT革命则给出了相反的答卷。虽然现在政府权威性和控制力均在缓慢释放，但官僚体制下的科研机构过去30年或更长的历史，并未定性的证明自己的优越性——起码，作为承接技术转移的国家，总体上看，中国科研体系的历史并无资格证明“中国模式”在科研领域的未来。
某种程度上，中国高铁迅速发展而美国高铁蹒跚起步之间的差距，体现了“中国模式”的优势。但是，政府统御一切下的国有军工企业、“863计划”、国家项目资金、党管大学组成的科研体系与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雷神这些顶级军工私营公司以及自由的高校之间的竞争，无情地反映了“中国模式”的优劣。这种差异绝非仅仅由技术存量状态导致，更由于不同的产权保护、自由的思想导致的不同创新动力造成。现在“辽宁号”威武出海，同时也有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飞机发动机、电磁弹射器的技术困难，两种意象正反映了“中国模式”在从承接技术转移蜕变为技术创新，这个不能靠别人授之以渔的“超越和崛起”过程中遭遇的挑战。
中国高铁的戏剧性发展和发展中的戏剧性就体现出这一痛苦过程。强势的刘志军以控制整个铁路市场的威力，压制德国、日本相关企业，强势的促进技术的转移和承接过程，一举使中国高铁在量上成为世界第一。但伴随高效的“中国模式”，“委托—代理”问题所造成的科层阶层腐败、寻租，最终传导到技术领域和管理领域，导致技术创新领域的重大挫折。
第四，从承接技术转移的角度看，过去30年的中国并未进行大规模、深层次的经济增长点的甄别，而是直接拿来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甄别为有效的框架和技术进行发展。也许这个有趣的例子比较贴切，20世纪70年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愿景，与其说是政府在甄别的经济增长方向，不如是一种已明确的技术前景，而“楼上楼下，电脑宽带”则是一种真正的经济增长点的甄别，显然，这靠的是市场经济下的私人企业之间的试错。
在世界IT业的波动式发展中，苹果的瓶颈被微软发现，微软的瓶颈被谷歌和苹果发掘，发现谷歌社交领域瓶颈的不是政府，是Facebook，而Facebook也不是凭空出现，在它之前，有Meetup、Friendster等企业长达10年的逐步试错。而在政府甄别、主导的体制下，市场领域的试错后果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所谓“大到不能倒”，江西赛维、无锡尚德就是最最鲜活的例子。而其下游需求的衰落，也证明了即使如欧美那样更加中性的政府，“委托—代理”机制被抑制得更好的政府，也无法很好的做到甄别方向。
其实，承接技术转移的过程中的相关投资，很大程度上就是有效投资，但即使如此，定性上的有效往往也在政府甄别、主导下，在数量、方式、成本和产出评估上，由于“委托—代理”机制的存在变为风险和无效。PX项目在中国的恶名，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政府甄别而不是市场甄别，是政府强制而不是市场协商所造成——政府并不能如林毅夫教授所设想的那样解决外部性，反而强制、无偿转移外部性，最终积累风险、造成无效投资。这类事件的另一方面的启示就是：居民出于担心自身健康的强烈抵抗，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不但符合西方国家的规律，这暗示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已经到了应该转型、不得不转型的阶段。
政府配置资源，识别比较优势，隐含的前提就是，政府面对的是相对静态的技术环境，即成熟、稳定的技术转移。今天，国内的生产和研发都具有了更高水准：iPad风靡全球，而国内的芯片和电子企业，也可以迅速设计国产芯片，制造国产平板电脑，但这些企业已经站在了一定高度的技术市场上，面临的是没有明确前景的市场、技术风险。在这类不确定的环境中，政府甄别所需要的能力和过去相对静态的技术环境阶段不可同日而语。以过去“中国模式”的经验来担保、加强政府的权利，此消彼长，无疑会进一步加大经济发展中的方向性风险。
也许可以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原始部落在有外来人员传授语言、技术、劳动知识的情况下，酋长能够在短短10年内使整个部落飞速变化，以20%的增值率增长，从茹毛饮血到电视、宽带，但这种依赖于外部技术输入的发展不能称为一种模式。某种程度上类似的，中国作为少数有着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如果不能以创新带动经济发展，不能输出强势产品，不能输出技术，在并未成为一流国家、真正大国崛起之前，总结模式，并进一步指导将来，就如小学生把经验总结为大学学习理论，还为时过早。
所以，从技术承接和技术转移的角度看，政府主导的模式在之前30年具有总体优势。但否认“中国模式”的阶段性，否认“中国模式”的特殊的外部环境，以此背书，停滞改革，那么，“中国模式”中必然伴生的低产权保护、权力阶层的寻租、自由思想市场的抑制、经济发展政治竞争化等特点，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变为阻碍经济继续发展的劣势，导致技术创新不足，抑制中国真正复兴的大转型。另一方面，技术差距变小，技术转移变慢。两者共同作用下，出口乏力而内需不足，投资缺乏效率，经济发展变缓——“中国模式”将被其本身所吞噬。
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下一步怎么走，不但关系到过去改革的成果能否保持，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实际上，政府建立良好法治、维护产权、保护交易、建立良好金融、治理污染、维持治安，通过建立一个有稳定预期的制度，最终导向良好的市场秩序，促进分工的深化和市场范围的扩大，这本是政府应该恪守的职责，并不需要新的“强势政府”的经济理论来包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