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国内通胀 需考虑国际影响因素
在过去20年间，无论是发达市场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通货膨胀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且通胀波动也变得更加平稳。全球范围内通货膨胀动态特征的这些转变，引起了学界和货币当局的普遍关注。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表明通胀动态机制特征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近年来的研究还发现，世界多数国家的通胀动态持久性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减弱的变化。此外，传统的通胀动态传导效应在减弱，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国家的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货币出现大幅贬值，但是通胀率并未出现大幅波动。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内通货膨胀总体上呈现出低位平稳运行的趋势。虽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CPI通胀率波峰值达到20%以上，但此后通胀率水平逐渐回落；尽管在2004年、2007年和2010年出现较明显的上升，但最高值都没有超过10%，仍然处于相对温和的水平。中国通货膨胀的低位运行与同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国内经济高涨却没有伴随长期高通[微博]胀的这种现象，启发我们思考国内通货膨胀的国际影响因素。
例如，国际市场供给与需求状况是否也可能影响国内企业的定价策略和定价机制，进而成为国内通胀走势的显著影响因素，甚至有可能超过传统的国内供给与需求因素（即国内产出缺口）对通货膨胀的驱动效应。为此，我们特别注意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跨国界的经济活动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中国的经济全球化程度明显提升。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可能对国内通胀的传统形成机制带来冲击和挑战。
全球化进程对国内通胀的影响机制
首先，全球化进程可以影响通胀对国内产出周期性变动的反应。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内很多商品的价格不仅取决于本国需求和供给，而且会受到外国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因此，全球化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国内产出和需求间的联系，有可能降低通胀率对国内产出缺口的敏感度，相反增强通胀率对国外产出缺口的敏感度。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国外产出缺口首先可以影响国外的商品价格，而国外商品价格又是本国进口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进而通过进口价格影响国内的通胀走势。事实上，国外产出缺口不仅可以通过商品市场影响其贸易伙伴国的通胀水平，还可以通过要素市场产生影响。例如，当一国的工资水平上涨快于国际市场时，不同形式的国外劳动力介入就可能会减弱该国的工资及价格上涨压力。
其次，全球化还会影响国内通胀对进口价格通胀率的敏感度。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对国内通胀率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可以理解为进口价格变化率已经包括在国内价格变化率中，因此进口价格通胀率的升降可以直接导致国内通胀指标的起伏（Thomas等人，2006）。间接效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影响国内通胀，例如进口价格通胀
率下降可以提高本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及给定名义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从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也就是说，进口价格的下降会降低工人对名义工资增长的要求，进而影响国内通胀水平。间接效应的另一个方面是通过比较优势导致国内生产的重新分配。例如低进口价格可以约束国内厂商的定价行为，使得国内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更加富有弹性，通过更加激烈的竞争促使国内厂商削减工资、降低成本或者减少生产，从而影响国内通货膨胀走势。
因此，全球化要素有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从国际市场向国内市场传导，进而对国内物价和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产生影响。显然，如果全球化要素显著影响国内通胀走势，那么与通胀相关的宏观政策调整就需要从国内视角拓展到国际视野。
事实上，我们可以根据1995至2010年期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对中国的贸易占比情况，获得全球化要素的指标变量，即国外产出缺口序列（其度量的是国外超额需求情况），进而对比国内外产出缺口与国内通货膨胀的动态演进路径。图1描绘了1995年1季度至2010年4季度中国CPI通胀率与国内外产出缺口的动态时序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国内产出缺口与国外产出缺口在总体变动趋势上具有一定的同周期性，但是在各个时点的具体变动态势上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别，特别是波峰波谷点的位置和时间有所不同。同时，图1显示中国通胀率水平从1995年接近20%的高位开始逐渐回落，尽管之后总体上保持相对平稳的走势，但在不同年份也有比较明显的起伏变化。例如，在1998年、2002年和2009年，中国通胀率水平出现负值（即通货紧缩）；而在2004年、2007年和2010年，通胀率水平又一度上升到周期性的高点。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虽然国内通胀水平的起落变化在总体上与国内产出缺口的走势具有一致性，但是在一些时期也出现了国内产出缺口上升但通胀率水平下降（如1998年、2002年、2005年）的现象。而与国内产出缺口相比，国外产出缺口显得更具平滑性，而且周期性变化似乎与国内通胀率的走势具有更强的一致性。从图上还可以看到，国外产出缺口在1998年、2003年、2005年以及2009年的波谷点与这些时期国内通胀率的最低点完全吻合，而且国外产出缺口在2001年、2004年、2007年和2010年的波峰点与国内通胀率的高峰期也高度一致。图1所提示的这些信息暗示出，决策层在考察国内通货膨胀形成机制过程中，全球化要素可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从全球化视角对宏观政策进行动态调整
全球化是否能够全面解释国内通货膨胀形成机制，各界至今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近年来的研究趋向于一个广泛的共识，就是全球化至少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传统的通胀形成机制，进而使得各国货币政策调整变得更加复杂。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完全否认全球化对国内通货膨胀潜在影响的思想，可能会妨碍国内政策调整向全球视野拓展的必然进程。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外实体经济发展以及进口价格变动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可能会日益明显。概括来说，全球经济由于技术（包括通信和交通等方面）的进步、贸易和合作的频繁，将会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影响通货膨胀的各种全球化因素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深入可能会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通胀水平不仅会受本国市场的影响，还会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在商品市场上，通过进口价格对国内物价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影响国内商品的价格水平，而在要素市场上，则通过劳动力和资本的双向流动影响一国的供求状况，继而影响工资、利率等名义价格水平。一个国家的需求不足（或供给不足）可以被另一个国家的需求旺盛（或供大于求）而抵消。因此，全球化可以通过外部商品市场或要素市场的需求或
供给，平抑国内供求失衡状况，从而对国内通胀走势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暗示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不同国家货币当局之间进行政策协调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在当前全球化程度日益增强的大趋势下，中国（及其他国家）针对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定和调整将变得更加复杂，政策调整的系统性误差风险也将更大。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只考虑国内产出缺口传统通胀动态模型将不能完全适用于当前相互交融的全球经济。各国货币当局亟须突破传统的政策分析框架，不仅需要关注国内的通胀驱动因素，而且需要及时跟踪国外经济发展状况，从全球化视角进行宏观政策的动态调整。而要实现这种政策调整的顺利转型，则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预测机制，并要特别关注全球市场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政策调整有效地引导国内通货膨胀以及其他核心经济指标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
（作者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