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求不足将导致经济大萧条”，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所以“政府需要调控经济”。
也就是说，萧条时期要减低税率、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在高涨时期则提高税率、控制政府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提高利率等，以遏制投资和消费。凯恩斯主义的上述政策建议在众多国家得到应用，在战后50—60年代对缓和经济危机、减少失业、刺激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作用。从《通论》出版开始直到60 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大学讲坛上占有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甚至被称作“凯恩斯时代”。
然而，在70年代初，部分国家出现了物价高涨和大量失业并存的“滞胀”。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上无法解释这种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的现象，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而且，凯恩斯《通论》在理论上是缺乏微观基础的。所以，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等不断抨击凯恩斯主义。特别是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者们对于凯恩斯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他们认为，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微观经济的基础上，宏观经济理论需要假设市场出清和经济行为最优化；他们主张，埋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
新凯恩斯主义
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约翰•泰勒(John Taylor)等人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设，费希尔发表了《长期合同、理性预期和最佳货币供应规则》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77年2月号），费尔普斯和泰勒发表了《在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力量》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77年2月号）。80年代，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本•伯南克(Ben Bernank)、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格雷戈里•曼奎(Gregory Mankiw)、戴维•罗默(David Romer)、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等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严密的微观经济基础，建立了工资和价格粘性等具体问题的微观经济基础。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 Economics)由此诞生。实际上，综合旧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古典微观经济学，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亦称为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 Economics)。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界也没有埋葬凯恩斯主义，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更新、发展、甚至超越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义(New Keynesian Economics)的特征表现为不完全竞争、不完善市场，和不对称信息。新凯恩斯主义者把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震动都认为是经济不稳定的潜在根源，认为货币不再是中性的。他们认可政策的效力，经济政策具有协调失效和外部性的特性。新凯恩斯支持极度经济衰退下的政府行动。他们认为，由于市场失灵，面临导致持久性的巨大冲击时，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经济波动是不规则的、无法预言的，新凯恩斯主义认识到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所以新凯恩斯主义者并不全部是政府试图“微调”宏观经济的支持者，而是赞成“粗调”(Coarse—tuning)政策以抵销宏观水平波动问题。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相信，面临迅速变动的经济时，设计恰如其分的规则性政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之一，克鲁格曼近来推出论著《现在终结萧条！》。他认为，所谓市场调节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为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萧条经济时代。由于金融危机产生了大量债务，债务被迫减少支出，消费越来越少，企业库存积压，利润下降甚至亏损的企业进而减少工作机会和工作收入，于是收入减少的人们进一步减少消费，形成恶性循环。要打破恶性循环，就需要有人逆向消费，以刺激经济，而这个“人”只可能是政府。所以，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都明确主张在经济危机时期的政府干预。
中国和凯恩斯
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们认为市场无法实现自我均衡而有危机倾向，在经济危机中需要政府干预。我国在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政策。这些政策的效果并非尽善尽美，而是非议众多。的确，下列问题值得思考：
1.如果没有这些政策，我国经济是否更好？
2.这些政策是方向性错误，还是具体措施不尽完美？
3.这些政策是规模过大，还是力度太轻，从而使我国尚未步出经济低谷？
实际上，这些问题的解答是需要学者以严谨的模型演绎和具体的数据分析进行回答，意识形态式地鼓吹或抨击对于我们的国家没有任何好处。我们的对于政策制定者，更需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学思并重。
综上，让我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吧！非要谈凯恩斯，那么我认为，凯恩斯主义需要“扬弃”，而非“鄙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