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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施卡•菲舍尔:地方主义的欧洲

    多任务并不是欧洲当前一代领导人的优势所在。他们正确地给予了欧元区危机——欧元区未来最核心的问题——最高的优先级。但所有其他重要问题——其中又以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为最——几乎被完全忽视了。而在这一问题上——欧洲的对外关系,对所有欧盟公民的未来来说,这绝对是关键性的问题——重新国家化的阴影再次抬头了。

  如今,我们可以勾勒出后美国时代国际秩序的大致轮廓——不仅包括新的结构,也包括其中的风险、威胁和冲突,没有一项容易解决。对欧洲——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深远变革的加速器而已。

  在东亚,世界最有活力、也是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地区,主要势力——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关于边界问题、领土主张、声望和未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冲突已呈爆发之势。在此之上还有维持了多年的朝鲜半岛和台湾冲突,随时随地都可能再度爆发。

  东亚的地区势力之间几乎无多边框架可言,其状态就像是19世纪末的欧洲。幸好有美国的军事和政治部署保证着地区稳定。但是,至少是在中期,这样的部署隐含着引发中美之间全球冲突的大风险。此外,俄罗斯——它正在向东亚扩大影响,但囿于其经济和政治弱势,一直只是二流东亚势力——肯定也会寻求在如此发展态势中获利。

  但欧洲不会在东亚有任何动静,因为任何这方面的努力都会对其影响范围和资源形成重大约束力。但是,由于欧洲对东亚的经济依赖意见严重,其在东亚的利益也极其巨大,从中期看,这一不匹配状况可能引起欧盟严重的不安。

  从各种角度看,欧洲于南亚的关系也是类似的;但在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冲突、从2014年开始的“后美国”时代阿富汗以及伊朗和波斯湾局势的不确定性将对欧盟安全形成直接威胁。在南亚,不安与危险交织在一起。

  在第三度出任总统的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已经做出了选择。由于“欧亚联盟”的阻挠,以及将原油和天然气的重新国有化同时作为胡萝卜和大棒,克里姆林宫希望尽可能团结更多的前苏联加盟国。这一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乌克兰,它也是后苏联欧洲秩序的关键所在。

  但普京陷入了根本性冲突之中。他的大俄罗斯政策需要经济强势,从而要求国家成功地实现现代化。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鼓励能产生强大中产阶级的改革,而正如俄罗斯大城市所显示的,中产阶级反对普京的侍从主义“有指导的民主”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大规模腐败。

  普京的困局代表了欧盟和美国的真正挑战,但也是机会,如果它们选择长期大规模介入的话。不过,大西洋两岸似乎都犯了忽略这一问题的错误。

  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疏漏,因为,显然,俄罗斯外交政策已经做出了挑衅性、冲突性的转变。俄罗斯依然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坚定支持者,并且不惜与土耳其产生冲突,或在事实上和伊朗结盟,以捍卫巴沙尔政权。

  与伊朗核计划头上的战争阴云、失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京城以及大中东彻底的政治变革一道,叙利亚冲突表明,东南方向将依然是欧洲的主要安全挑战。但是,尽管俄罗斯野心勃勃意欲改造其邻邦,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介入越来越小,欧洲却并没有做好行动准备。

  显然,土耳其和欧盟的关系需要自我“重置”。否则的话,双方会发现自己都是输家。土耳其正在挑战其能力极限,而欧盟发现,对它来说,在这一地区土耳其是不可缺少的。

  此外,在欧洲的南方近邻,即地中海地区,新风险正在北非和撒哈拉地区迅猛崛起,包括基地组织对马里北部的威胁。

  如果你在这幅全球发展态势图上再加上一个事实,即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美国都会将其战略焦点移向东亚(或换句话说,移向看好自己),则几乎所有事务都要求稳健的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不幸的是,目前的方向与此南辕北辙:在欧洲各族人民和决策者中间,重新国家化才是压倒性的优势观点。

  在柏林,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不问“这对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但错误的问题导致错误的答案,因为欧洲安全利益只有在欧洲和西方环境下才能解决,在国家层面上是解决不了的。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欧洲必须抛弃其地方主义,实施名副其实的共同外交政策,并最终合理地为其未来安全投资。欧洲必须成熟起来,开发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因为形势变化太快,其他人早已不像从前那样愿意替我们完成这个任务了。

  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是1998—2005年德国外交部长兼副总理,担任德国绿党领导人将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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