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企业500强为代表的大企业的崛起，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走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以及对内外开放的结果，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能够影响整体和地区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发展的关键力量。500强企业的高速成长，是多种生产要素、约束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包括中国500强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都受到了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带来的巨大压力，尤其以钢铁、建材、有色、煤炭、重型机械、家电、房地产等重化工行业的企业感受最深。从2012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和企业运行态势看，此次经济下行态势以及我国大企业受到的外部冲击仍然在持续进行，并且有出现局部地区、部分行业严重恶化的趋势。在中国500强企业中，已经有企业在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突然大幅亏损而接近破产的。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在当前经济持续下行、内外需严重不足的态势下，我国大企业必须意识到，以前赖以高速成长的基本条件正在改变。这势必深刻影响我国大企业的未来可持续成长。
我国大企业长期高速成长所依赖的基本条件正在改变
第一，劳动力价格上升趋势不可逆转。尽管我国还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但总体上人口红利的逐渐枯竭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我国传统制造业所较多依赖的年轻劳动工人，无论在数量还是工作选择倾向上都变化。根据2012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我国多数省份的职工薪酬都有大幅上涨，尤其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酒店服务、电子加工组装等行业，劳动力成本均出现双位数的增长。在此背景下，以纺织服装、制鞋、电子组装等行业为代表，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内的许多企业纷纷向劳动力价格更为便宜的东南亚各国转移，也有企业越来越多的开始使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工人。但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向国外迁移和使用机器人未必是合适选择。对于我国市场高度分散、产品价格难以上去、利润率微薄的制造业来说，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使原有的利润更加微薄。从各方面看，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第二，在现有金融体制下资金成本越来越高。从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可以看出，上榜的14家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占比远高于272家制造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比。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巨额利润，很大程度上成为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从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看，1849家上市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20.1万亿元，同比增长23.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万亿元，同比增长14.1%；财务费用1595.2亿元，同比增长了32%。财务费用增幅远高于净利润增幅和营业收入增幅。如果我国的金融体制不改变，从短期内我国企业的资金成本压力会越来越大。
第三，国内劳工关系出现显著变化。多项调查显示，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我国企业的劳工关系维护成本大幅上涨。尤其注意的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对劳资双方的约束不对等，近两年企业出现了裁员难现象，包括许多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裁员的成本很高，还可能造成群体性事件，影响企业发展活力。
第四，碳排放成为硬约束。2009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国际上，欧盟正在实施对各国航空企业征收航空碳税，正在酝酿对各国对欧出口产品实施碳标签战略。这对重化工业特征十分突出的中国500强企业是巨大挑战。
第五，利益相关方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长期以来，我国重化工企业的高速成长，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或居民个人权利为代价的。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利益相关方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近两年来大连、什邡、启东等地均出现抗议企业投资的群体性事件，我国企业特别是重化工企业的投资和扩张可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压力。
中国大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否终结
毋庸置疑，过去的十年，是我国大企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从2002中国企业500强到2012中国企业500强，入围门槛从只有20亿元跃升至175亿元，千亿元级别的企业数量从10家跃升至104家，营业收入总额从6.1万亿元跃升至44.9万亿元，资产总额从26万亿元跃升至130万亿元，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从11家跃升至70家；国有企业高速发展，民营企业也高速发展，2002中国企业500强中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只有26家，而进入2012中国企业500强中的190家民营企业，年营业收入最低就有176亿元。这十年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多个大宗商品市场上的最大买主，中国企业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角色。
但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大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可能已经过去。尽管我国的城市化率才刚刚超过50%，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还没结束，但是从我国大企业成长所依赖的基本要素看，许多条件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即所谓粗放式成长的大企业发展模式可能正在终结。未来，我国大企业已经不可能像此前十年一样整体高速增长，不能再依赖行政许可的垄断市场地位，不能再依赖城镇化高速推进所产生的巨大市场需求，不能再依赖世界经济较快增长带来的巨大外部需求，不能再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力价格、资金成本、排污成本；未来，我国大企业必须向管理要效益，向内外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要效益，向消费者的心理和潜在需求要效益，向技术创新和市场创造要效益。当前事实上我国大企业正在处于"大转型"之中。但是这次大转型能否成功，除了靠企业自身努力，还离不开政府的全面转型，离不开政府从全能型经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企分开型政府转型。这将是我国大企业转型的最重要的推手。
冯立果为中企联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