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8日，金融街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文为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论坛上发言做的文字实录。
林毅夫：今天我想讲的是金融结构改革和跟我国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到现在取得了连续32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成绩面前，我们社会上还有不少不满的情绪和悲观的情绪，这与收入分配不断恶化有相当大的关系。
最近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改善收入分配。
过去，我们经常提出的目标是在初次分配当中重视效率，在再次分配当中重视公平。但这一导向的结果是，经济发展非常快，收入分配却不断恶化。
2003年，当国内开始准备“十一五”规划时，我曾经在不少场合提出，应该在初次分配时就重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怎么样能够在初次分配当中同时达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呢？当时我提出的建议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因为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经济最有竞争力，这是效率。
同时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在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包括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或者是制造业当中资本比较密集、产业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如果这样发展，就能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让有劳动力的人都能够充分就业。而且这样发展，产业很有竞争力，资本积累就会非常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稀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逐渐变成相对短缺。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工资增长就会非常快，资本报酬就会逐渐下滑。
低收入者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工资收入，而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是资本所得。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主要靠劳动力收入的低收入阶层就能够充分就业，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资增长非常快，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就会增加得非常迅速。而资本的回报在初次分配当中比重就会下降。
这就是十八大所提出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达到效率和公平。我很高兴，这次十八大报告把这一思想写进去。实际上在东亚的经济发展当中，从日本到亚洲的四条小龙，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公平与效率同时实现，原因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积累资本以后再逐渐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效率和公平得到统一。
从这个思想来看，可能有人会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不就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好吗？为什么收入分配没像东亚经济体那样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逐渐改善，而是逐渐恶化呢？
最主要的原因，一是转型经济。中国的转型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把计划经济时代的所有扭曲一次性消除。如果那样做，经济必然会崩溃或发展不好。我们采取的是双轨制改革，在改革开始时，对计划经济时代保留的大型国有企业，虽然资本非常密集且不符合比较优势，虽然它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但我们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和补贴，让这些企业能够生存，以达到经济稳定。
同时，双轨制的另外一轨是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我们比较优势产业进入，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它们符合比较优势，非常有竞争力和生命力，发展得非常快。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崩溃、停滞，而是稳定和快速发展最主要的原因。
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我们取得了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但收入分配却不断恶化。原因就是保护了原来的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保留了原有制度的一些扭曲。
这些扭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金融结构高度集中，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
二是资源的税费非常低，基本上等于免费的送给资源开发的企业；
三是在某些服务业上面保留着垄断。
这三方面的措施是让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能够生存。但是由于我们的金融高度集中在大银行和股票市场，加之金融抑制，资本价格比正常水平低。在这种状况下，能够提供金融服务的，主要是大企业和富人拥有的企业。他们得到金融服务时，实际上得到了补贴。谁补贴他们？就是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但是得不到金融服务的那些相对比较穷的居民或者是中小企业，或者是农户。
如果一个体制让比较穷的个人、经理人或者企业补贴比较富的人，或者是比较大的企业，收入分配就会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越来越恶化。因为金融抑制还会造成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农户和制造业等缺少金融服务，得不到快速发展，而它们最能创造就业。这就使得工资收入增长比实际经济增长应有的速度低。这是低收入及劳动所得者在国民收入比重中不断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同样的，对于资源价格的税费非常低，也是把国家财富转移到少数能拿到资源开发权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当中。
另外，对于那些金融、交通、通信等服务业的垄断也必然创造了垄断收益。
以上就是中国经济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
文章说明：本文为凤凰财经直播的发言实录，未经林毅夫教授亲自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