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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国经济水落石出

    中国经济现在的状况有一个大背景,我始终把我们的经济看作是两个海平面的运动:中国开放时已经有了发达国家这个样一个高海平面,我们是处在一个低海平面。高海平面人均GDP13000美元(1978年的美国,现在人均为3-4万美元。

  世界经济还有一个由中国、印度、前苏联等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低海平面,中国开放时人均不到200美元,翻两番达到800美元。中国开放时,这两个海平面差一百倍。邓小平改革开放把这两个海平面打通,这个打通释放了巨大的市场。

  因为原来低海平面国家都是二战前后独立的,非常看重自己的国家主权,但一直处理不好主权和开放的关系,基本用的是替代办法:国家权力把关税壁垒提得很高,让国际资本、商品无法进入,空吹国内市场发展国有企业。这是当时很多国家的策略。这个策略主权维持住了,但经济发展不理想。

  邓小平总结经验教训后提出开放,1990年印度开放,1991年前苏联垮台苏东体系开放,这个世界变得跟过去有所不同。

  这两个海平面是冷战形成的,差距非常大,一打通后会发生很大的对流。一个是大量资本、技术信息往低海平面落。中国人这么多年自己积累,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国家搞上去。还有一个效果是当时没想想到的,即低海平面变成大量输出,这是没想到的。

  开放时我们是一个有10亿人口8亿农民的国家,工业能力非常差,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产品。可随着开放,低海平面有大量的东西出来,这是经济学中讲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前提是要比较怎么做到强大的对流?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即改革红利。

  这是最近李克强所讲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红利”,笔者认为讲得很好,不是什么其他行业。有人说是人口红利,1965年中国人口红利就开始升了,所谓人口红利是指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1949年结束战争,国家统一、和平,人口就开始提高了,到1965年中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1965年是52%,到改革开放前夜升了10个百分点。可这段时间里人口有什么红利?人口对中国是负担。
笔者在这段时间里下乡,下乡中9人中有7人是农民,城里人还不断下乡,为什么?城里没工作,粮食不够吃。人口是负担,所以中国走上了一个最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最后是通过改革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包产到户粮食够吃,民营企业一搞就业机会就来了。

  第二波是邓小平南巡,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能量。

  第三波是加入WTO.1997年签约,5年预备期,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WTO。通过政府间的协定,把不适合体制的因素排除。中国GDP就是这三波推起来的,推进了10%的增长率。

  这两个海平面靠拢背后有这些东西,由此带来了很大的选择,红线是中国的外汇存底。1993年朱镕基到北京,中国外汇存底是180亿美元,搞了一年后涨到500亿美元,之后最高达到3.65万亿。这条曲线反映了中国一开放,利用全球化、利用原来低水平、低成本而把经济发展上去。

  同时也带来很大挑战,外汇存底和广义货币(M2)是什么关系?企业外向,赚顺差,中国环境改善,引来外资,这个钱全是美元,美元到中国不能花,到中国花要有结汇,结汇谁结?

  当时中国一致说“人民币绝不能对美元升值。”因为一升企业出口就麻烦了。喊这个口号容易,谁去顶?最后是央行拿基础货币顶。

  什么叫人民币兑美元不升值?有一块美元进中国,8块去买它,人民币的汇率是1:8。在8块的水平不让它升,进来1块美元就付8元人民币去买。这是央行付的钱。央行基础货币一出去到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把钱放出去收进来、再放出去收进来,放大了一点,这样资产价格就上来了,土地、房子、所有投资品,一不小心进入CPI。

  所以外汇储备每一块钱对应的有一个国内的货币运动,有一个内部的循环。这个形势好吗?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外汇。但汇率机制导致进来一块美元,人民币就被动投放,国内宏观环境、货币环境发生变化。

  2002年广义货币(M2,图),2002年不到19万亿,八年以后涨到了53.8万亿,同期GDP不到28万亿。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例现在是180亿美元,全球最高的经济体制。

  这是开放带来的一个挑战,如果汇率机制是这样的,开放程度越高国内压力就越大,压力由此压到资产上,房价起来,地价、古董、茶叶价格起来了,有一个学生拉我去看兰花,80万人民币一盆。

  笔者还跑到新疆看过一头羊,刀郎羊1400万。如果产品供不上,价格就会上去。齐白石的画很贵,因为齐白石死了,他一辈子的画大家都要,有价值。

  可现在艺术品市场好好活着的画家,作品价格也是天价。这个东西会急剧改变人们的行为。搞实业的越来越少,炒这个、炒那个很热,背后是货币环境的变化。

  若一直涨上去也不行,问题是:第一,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两个洲外部冲击,需求总缩;第二,资产价格很好,大家愿意借钱,我们债务率很高,杠杆在推高。杠杆高如果把价格压后就会形成债务,通货紧缩。房价涨时多借点钱算什么?不怕;房价一控制住,你借的钱就很硬,水落石出。
这些年来国家不断的进行调控,最后可能会阻碍微观经济的活跃性。投资偏大后,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收益率下降把经济往下拉,这是今年、去年看到的情况。水位下去,石头就出来了,成本顶着,债务顶着,这是目前经济形势的特点:水落石出。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未来会怎么样?我不完全知道,因为经济是人的活动,不是一个天体运动,可以撤离天体的轨道。人的活动是选择,只能应对这些问题将来会怎么样,不是宿命。我的看法是这些关键问题怎么回答,将来中国经济就会怎么样。

  第一个不确性的大问题,怎么做?现在我们有90万亿人民币,一年GDP50万亿,货币水分怎么抽?抽回来国内经济可以平衡,很多异常价格现象可以消除。

  但抽货币很长,从经济中把货币抽回来要付出经济萧条的代价,历史上陈云<、朱镕基做过这个事,美国的保罗-沃尔特((美国80年代央行行长)也做过这事,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急速掉下去,以致很多企业关门。

  要付出代价,我们政治上能不能承受住?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还有的选择是货币很多,能不能往里面加东西?货币是赚资产的,如果货币很多,资产推进去,从那个角度可以平衡,这个问题是国民经济当前第一位的问题,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里面有很多小问题,第一,汇率机制要不要改变?我们要人民币汇率稳定,但是否一定要央行基础货币承担这个责任?这个问题要讨论。

  现在央行既承担人民币币种问题,又维护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问题,我认为央行很难完成,为什么?因为美元我们管不了,美元1971年后就和黄金脱钩,它发多少控制不了。

  美元的基本策略是只要国内通货膨胀不起来,它是全球货币。这时如果不把汇率形成机制做一个根本改革,我们的被动局面不会消除,对外开放成绩越好,国内宏观环境越发达。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要不要实质减税?现在经济下行,特别是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特别麻烦,小微企业的特点是卖的东西下去了,买的东西还没有下去,包含在成本里顶着,这时如果不给它一个实质的减税,很多企业受不住。

  最近我们跟阿里巴巴一块搞要小微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开工率非常低,很多企业都不干了。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占中国就业率的80%,这是目前的问题。

  而且各地由于房地产市场受到调控,出让土地金减少,各地政府现在还在加税,查过去没交的税,这对企业是雪上加霜的。

  第三,要不要增加进口的便利?多少年大家基本认为中国货物出去赚钱是对的。其实这个思想已经很落后了,即便是金本位赚了黄金不见得所赚是最便宜的,黄金多了就是货币多了,货币多了就是物价高了。

  何况美元跟黄金是脱钩的,应该让进出口更大程度的平衡,以中国比较优势的产品换其他国家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且现在国际上很多商品价格比国内低,但我们进口跟出口不对称,奖励出口、出口服务做得不错,可进口麻烦一大堆,没有好好改。

  第四,对于贸易遇到困难,今年商务部报告说10%的增长都做不到,可能无法完成。这是十八大期间新闻会议上所说的。那是不是由于欧债不行出口就不行了?

  我的看法是,新阶段有新选择,应用对外金融、对外投资来带动。什么叫对外金融?这么大一个出口国,卖方信贷很少,应该借钱给人家买我们的货,就像当年发达国家借钱给我们买他的设备,今天倒过来做。

  同时要通过对外投资,我去新疆调查,周边有些国家经济情况很好,资源潜力很好,但基础设施很落后,阿拉山口火车就那么几道。

  中国基础设施是见长的,到境外去投,倒过来去做BOT,就像当年外资进中国做法的一样,我们在东南亚、西部包括在拉美的机会都有,问题是国家有关政策要支持。
最后,要不要货币深化?中国经济跟美国不同,不是所有资源都已经放在市场上了,我们有很多资源不在市场里。现在有一个平衡的办法是把不在市场的资源放进去。

  1998年我们有一个成功经验:城市房改房。光城市居民的房子倒来倒去就吃掉很多货币。现在中国不在市场的资源很多,整个农村仍是自给自足,农民进城了,他的地、资产都不是随便交易的,所以应该确定一个权力给一个流通、给一个市场,把市场过量的东西消化掉。

  另外是国家手里、政府手里的很多资源没有放进去,这需要通过货币深化、资本深化。国民经济不能加债务,只能加资本,加资本就要搞产权改革。

  第二个不确性的大问题,城市化中国有余地。但用什么机制推进城市化?现在的趋势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政府主导城市化的后果很严重,我们的土地制度、城市设立、进城门槛包括户籍制度、投入制体制,“看得见的手”的比重太高,导致资源大量的配置失误,人都没有的地方去那儿干,有很多人的地方人力投资不给力。这个问题不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就不会高。

  最后不确性的是,中国经过30年高速增长,高速增长的另一面是我们的人工成本上升,这是一件事。十八大确定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倒过来人工会进一步贵,这件事产业界很关注:这怎么是好?其实人工成本不是单一可决定问题的,而是生产力怎么样,不是人工有多贵。

  如果贵的人工用到生产当中生产不出多少东西,如果今天的工资水平中国产业界觉得对付不了,再发展下去就别玩了。工人的收入提高,倒过来是市场扩大了,有购买力。

  这里面最关键的东西是要提高生产力,由此涉及到企业制度改革,涉及到教育科研。所以我想我们会争取一个前景,而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即前面的问题怎么回答。

  能争取的前景是机遇期,所谓机遇期最重要的是争取全球和平,和平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条件。在处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增加民族的自豪感的同时怎么和其他国家相处,目前跟日本有些问题,但我们跟欧美的框架很好,这是最重要的机遇期。

  经济发展不是年度增长有多好,而是不中断,如果是一个福利增长,美国多年就是2%的增长率却是世界头牌大国,不能用战争搅乱经济发展。这是一。

  二是要做到这一点,在各个领域进入深入改革,不改革靠其它变量、短期的办法已经走到头。

  三是微观层面,推动创新,让中国方方面面认识到我们这些人工成本不算什么,否则日本怎么打?英国怎么打?欧洲怎么打?我们对现在的收入已经恐惧,经济再发展有什么意义?

  唯一的办法是把生产力提高到比工资涨得快,这就涉及到创新、工艺、材料、流程、产品、商业模式,需要改革。

  因为通过我们的观察可以看到中国产业界注意力的集中度分散,大量时间、精力不在管理、产品、基础,在社会转型中的关系上,要花很多精力维护那些东西,这会损耗这个国家的长期增长。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从空间上说还有发展的机会,但能否做到不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尤其不取决于经济学家怎么说,而是取决于我们具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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