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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吉特·格兰维尔:法国的垂死挣扎

    11月,穆迪公司宣布将法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级下调一档,某博客博主讽刺道,评级机构总是要么把事情完全弄错,要么突然识别出在其眼皮底下存在多时的危机。这位博主开玩笑说:“如果说评级机构意认定法国存在问题是第一种情况的例子的话,那么复苏想必已经开始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法国将面对可怕的清算。”

  法国总统奥朗德政府宣称已经认识到威胁。在最近的采访中,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说,法国已经采取的减轻债务负担和重塑竞争力的措施堪比"哥白尼革命……因为对于一个中左翼法国政府,这样的选择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这一新现实主义的例证,法国政府大肆吹嘘其对企业高管加洛瓦(LouisGallois)领导的一个专家小组在降级发生两周前所给出的一组政策措施的反应。反应的核心是降低工资税,而税收的减少将用支出削减和增值税的提高抵消。

  穆迪公司的一位分析师说,降级决定大体上是根据政府是否留意加洛瓦报告对法国经济“竞争力冲击”的呼吁。因此,降级表明穆迪公司认为政府的反应是不充分的。

  事实上,这一消极结论紧紧抓住了法国窘境的表面。完全的图景只有在考察政府反应不充分背后的动机后才能看清。

  关键的解释在于法国治国精英的文化和偏见,即奥朗德--以及除萨科齐之外的几乎所有前任——亦是其中一员的国家公务员学校所塑造的“宏大承诺”(grandscommis)。在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中,繁荣而公正的社会需要政府主导的经济。

  对国家干预的执着在执政精英之间造成了特权感和对商界的敌意。事实上,对法国政治领导人来说,商业无非是零和竞争,所有者和管理者追求从总价值中攫取更大份额,而受伤的则是劳动力。

  批评反商业观点通常会被法国人斥为“极端自由派”,与法兰西民族所信奉的“社会模式”格格不入。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树立的榜样——慷慨的福利国家和支持商业和传统的政策的结合——让法国模式相形见绌。

  失败的法国模式和成功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之间的主要区别不在于福利“产出”(在法国,医疗体系等诸多公共服务堪称世界最佳),而在于它们的资金来源。斯堪的纳维亚式社会契约的基础是公民必须付出高额税收换取公共福利。

  法国公共支出并不亚于斯堪的纳维亚水平(高达GDP的56%),但法国家庭所付出的消费和个人所得税率更低。其中的差额通过赤字支出和用工方面的税收弥补。

  长期以来,无节制的政府借贷和高昂的工资税(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障)给公民造成了一种幻觉,认为他们可以无偿得到什么,同时也导致政府长期以来错误地认为对商业活动征税是一种无痛的福利和公共服务融资方式。但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办法破坏了公共财政和竞争力,而最终掏腰包的还是家庭。(事实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意味着他们已经买了好几年的单了。)如今,法国公民面临着更高的税率和公共服务的削减。

  法国制度的捍卫者用劳动力成本统计数字为依据为这一行为开脱,以证明法国与其主要欧洲贸易伙伴并没有什么区别。但过去十年的事实——包括出口市场份额的急剧下降和占GDP的5%的经常项目赤字——描绘的是一幅不同的画面。

  此外,这样的辩解根本没有抓住重点。工资税负担和过度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扼杀了企业家精神。如果奥朗德的增税计划——提高所得税(包括对法国最富有家庭征收75%的临时税收)、红利税、资本利得税和资本资产税率——还不足以妨碍企业家精神的话,雇用工人的成本以及解雇工人的困难也构成了强大的反向激励。

  奥朗德政府对加洛瓦报告的反应远非向支持商界转变的信号,而是反映了法国精英顽固的干预主义思维。法国政府并没有持久地大幅度削减企业工资税,而是将在未来两年中授予公司200亿欧元的所得税减免。公司被要求将减少的现金用于投资和就业创造,政府因此将该措施描述为对劳动力减税并将提振就业。但临时性税收减免不会改变激励。

  此外,由于法国复杂的税收体系,公司直到2014-2015年之前都不会得到现金。而当它们终于收到现金时,国家并不能确保同一企业的再投资一定比发放红利(股东通常用它来为新企业融资)益处更大。

  法国立法者再一次认为自己比市场参与者懂得更多。所有措施都不是意在减少雇工监管,而是可以归结为官员决定国家资金和公司补贴的去向,替公司决定投资项目。

  因此,法国经济模式将继续垂死挣扎。有待观察的只是何时毙命。不论最后的结局是外国债权人发动资本袭击,还是国内劳动者开展罢工和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法国领导人都对不可避免的结果完全没有准备。

  布里吉特·格兰维尔(BrigitteGranville)是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国际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教授,即将出版新著《记住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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