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进入2012年的时候，人们最为担心的就是经济下滑。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不断下滑的趋势，但并非传说中的“硬着陆”。2012年是有惊无险的一年，世界末日的预言烟消云散。但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将进入一个增长放缓的新阶段。
在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工业化和全球化。这两者又是相互支撑的。正是由于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贸易出现了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的转变，给中国加入全球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无论是飞机制造，还是服装鞋帽，世界上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产品，都会至少有一个生产环节，可以落户中国。而中国企业的模仿能力是超强的，学习曲线是最陡的。于是，中国一夜之间醒来，发现在不到20年的短短时间里，自己已变成了世界工厂。
问题在于，这样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从国际因素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外部市场，尤其是中国传统上所倚重的发达国家市场一蹶不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尚未尘埃落定，美国的财政危机正在悬崖边上，日本的债务负担已是千钧一发。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硝烟弥漫，中国则是各种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从国内因素来看，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产品出口的模式已经无法延续。如果你最近到过东莞这样的出口基地，你会发现，夜幕降临之后，那里的灯光远不如以前明亮了。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一书中曾经讲到，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一个社会的心态往往会更加乐观、开放和宽容；而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衰退期间，一个社会往往会变得更加悲观、封闭和排外。的确，在一般情况下，增长速度快是好消息，而增长放缓不会是什么好消息。但是，如果是从经济过热回归到正常的增长速度呢，或许，增长放缓会是一件好事而非坏事。
回头来看，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并非佳音。由于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政策刺激，而政策刺激又更多地依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快速增长，且大量的贷款流入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部门，鼓励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房地产企业的投机狂热；面对钢铁、纺织等行业在金融海啸之后所处的困境，政府本应该帮助它们尽快转型，但实际上却反过来进一步支持其扩大产能。投资占GDP的份额因此从2008年的41.7%进一步上升到2011年的48.3%，加剧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宽松的信贷政策刺激下，中国企业部门的财务杠杆率，即资产负债率急剧提高。正是由于过高的杠杆率，才使得企业在这一次经济增长放缓之后，不得不面对更为痛苦的调整。
因此，从2010年下半年出现的增长放缓，实际上是对过热的一种反思、对失衡的一种校正。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表现出更加谨慎的态度，货币政策从极度宽松转为适度收紧，及时出台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使得增长放缓并向合理水平回归。
增长放缓还具有深远的政治含义。在过去，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政府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因为快速的经济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然而，在过去扭曲的经济发展模式中，高速的增长带来的并不是民众的支持，而是更大的社会不满。盲目追求GDP的结果，是更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更多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更多的由于拆迁带来的社会冲突、更普遍的焦虑和失望情绪。可以设想，随着增长放缓并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因经济过热而带来的各种问题应会相应逐渐缓解。我们或许有理由期待，未来城市的天空会更蓝，政府会减少对经济的粗暴干预，社会管理会更加高效及人性化，而人们也将会有更多本应属于他们的闲暇时间。
作者系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